雜文 | 造詞術與思想叛亂
原子化叛亂、歷史垃圾時間、社會自組織及其他
1519年6月，在薩克森公爵格奧爾格（Georg der Bärtige）主持下，一場大辯論預計在萊比錫大學舉行。參與辯論的一方是天主教神學家約翰·埃克（Johann Eck），另一方是維滕貝格大學校長安德烈亞斯·卡爾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和在維滕貝格大學任教的新教神學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追隨卡爾施塔特和路德來的學生跟信衆浩浩蕩蕩兩百多人，加上埃克一方支持者和其他出席辯論旁聽者甚衆，辯論從萊比錫大學改到普萊森堡宮（Pleißenburg）舉行。
萊比錫辯論名義上是埃克與卡爾施塔特交鋒，但誰都知道真正主角是路德。1517年路德在維滕貝格市諸聖堂（Schlosskirche）大門上貼出了《九十五條論綱》（95 Thesen），引起羅馬教廷震動。天主教會勢必要當面駁倒路德，遏止新教思想蔓延。
萊比錫辯論一直持續到7月。埃克直到7月4日才與真正的對手路德交鋒。路德在與埃克辯論中說：「沒有基督徒可以超出《聖經》之外，而《聖經》不啻於神聖律法。」這一論斷經由萊比錫辯論更加發揚光大。經萊比錫辯論以後「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一説開始成為路德支持者交口傳承的信仰基石。1
路德追隨者不僅根據路德教義總結出「唯獨聖經」，還總結出了「唯獨信仰」（sola fide）。雖然這些像口號一樣的新概念多少將路德學説簡單化了，但是他們傳播起來的時候卻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迅速形成了新的時代觀念。英國新教歷史學家埃力·賴瑞（Alec Ryrie）形容這種時代觀念變化影響之大，堪比19世紀達爾文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影響力：這類概念是以前沒人想到的，但是一旦理解其大意，人們就會形成一種認爲其理所當然的觀念。2
我們當然可以説是思想在改變時代觀念，而時代觀念的變化又在影響人和國家的行為。對於中國人來説，這方面的感受尤其刻骨銘心，因為中國每一次社會變革都是時代觀念改變引起的。
清代樸學興起為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傳播創造了本土接受條件，經學中經世求變的思想也為晚清求新求變思想打通了心理障礙，這時候公羊學派崛起又形成懷疑古史風氣並且進一步推動改革求變的社會心理。甲午戰爭以後，清國社會還普遍表現出受挫折的群體情緒，而且形成了救亡圖存的社會觀念。這些情況為進化論思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傳播創造了良好的傳播環境。不僅有嚴復大力譯介赫胥黎（T. H. Huxley）、斯賓塞（H. Spencer）等人思想，梁啓超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之於嚴復，有如赫胥黎之於達爾文。嚴復所著《原強》篇大力鼓吹群體意識，其首倡「群」的觀念也受到梁啓超大力發揮，成為清末「國權民族主義」肇興之雛形與濫觴。在求變、求強的社會思潮交叉影響下，嚴復引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間接或直接助長了民族主義、權威主義、民主主義、優越主義、改革主義、重商主義、科學主義、實驗主義等思想。隨之而來的是大清國土地上一時間學會林立。除康有為、梁啓超創辦的強學會之外，文化民族主義陣營的聖學會、味經學會、關西學會、國學保存會、古學保存會等，國權民族主義陣營的保國會、公法學會、國權完就會等，有權威主義性質的立憲派團體如保皇會、帝國憲政會、政聞社、預備立憲工會等，有革命派性質的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同盟會等，以及受到商戰思想影響而紛紛成立的各地商會……無不響應和傳播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進化論思想。3
除了嚴復譯《天演論》造成的巨大影響之外，「開民智」和「陶鑄國民」等啓蒙思想也影響了從清末到五四運動時期兩代啓蒙知識分子。其中梁啓超「新民說」、魯迅「改造國民性」、陳獨秀「新青年」和「倫理之覺悟」、胡適「中國文藝復興論」等等無不是受到嚴復直接影響。4
嚴復譯《天演論》促成「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語流行乃至汎濫，但嚴復譯文實際上嚴重偏離了赫胥黎：不僅刪除了赫胥黎尊重科學事實、不否認存在停滯和退化的思想，還擅自發明了「適者生存」這種説法，並且將「物競天擇」和「適者生存」並列或等同起來。或者説，嚴復表面上是在翻譯赫胥黎，實際上是在宣揚斯賓塞。5
但不論怎麽説，「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一信條極大地刺激了晚清至民初社會心態。即使蔡鍔和蔣百里受日本尚武精神啓發鼓吹軍國民主義，也沒有逃脫優勝劣汰的進化論思想和嚴復有關新民智、新民德、新民力之說。蔡鍔《軍國民篇》甚至説嚴復《原強》「於國民德育、智育、體育三者之中，尤注重體育一端」，至於說「外交之勝敗，視乎武力之強弱」更是相當突出的弱肉強食觀念。6 蔡鍔所推崇的德國從四分五裂、到憑藉軍國主義完成統一，並躋身列強之列，也是拜社會達爾文主義所賜，而且還是整個歐洲推崇社會達爾文主義最狂熱的地方。7 在軍國民主義感召下，1902年以後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等結社組織開始陸續成立，體育和兵式體操也開始在全國推行，1903-1905年受到軍國民主義感召的社會群體甚至發動了拒俄運動。8
當然，我們肯定不是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不是講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如何如何，而是客觀描述社會思潮如何切實地影響個體和社會。
社會思潮不一定都是什麽高深思想，有時候也是一般社會觀念。比如鄧小平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及「黑貓白貓論」和「摸石頭過河說」，就不是什麽高深莫測的理論，而是一種相對務實且有一定開放性的社會觀念。這種觀念頻繁出現在報刊媒體和普通人口中，大致主導著改革開放以後近三十年的社會進程。
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社會思潮更迭，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就是造詞術在承擔傳播新社會觀念的作用。不管是「唯獨聖經」還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又或是「軍國民」，或者是「黑貓白貓論」，都是十分典型的造詞術：這種造詞術不僅創造新詞語，也創造新表達。當然，其背後並不是空穴來風、胡編亂造。
造詞術的活躍程度有時就是社會思潮的活躍程度。與「喜大普奔」、「人艱不拆」這類玩世不恭的造詞術不同，另一種造詞術更應當引起特別注意，這裏指的是用以描述社會問題或社會現象的造詞術。
比如說當局故意將「抗議示威活動」説成是「群體性事件」，將「經濟衰退」説成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將「失業」説成是「靈活就業」，將「低收入人群」説成是「待富人群」，將「下跌」説成是「負增長」……等等。這些説法屬於粉飾太平、掩蓋真相，或者説是經濟學家張維迎所批評的「語言腐敗」。
與此針鋒相對，中國社會也出現了一些另類的造詞術比如「互害型社會」、「歷史垃圾時間」、「原子化叛亂」、「社會自組織能力減弱」。這些説法通常不是學者提出的，學術界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但是在社會上影響很大，經常以訛傳訛地流傳。從這些概念透露出來的社會心理，恰恰是對粉飾太平的否定。
比如「和諧社會」並不和諧，反而是「互害型社會」，尤其社會戾氣橫行和底層互害。又如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針鋒相對的説法，是中國進入了「歷史垃圾時間」：根據以訛傳訛、張冠李戴到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名下的説法，指「從經濟學邏輯來看，當某段歷史正背離經濟規律，個人又無力改變，且必然走向失敗的階段，就被定義為歷史垃圾時間」。9 再如「原子化叛亂」指：報復社會或者反社會犯罪形成的遍地開花的特點。而「社會自組織能力減弱」指的是：社會組織解體、社會失去自我動員能力、普遍意志消沉，以至於喪失政治參與和主動維護公共權益的熱忱，在推動社會變革方面缺乏動力。
這些新詞匯並不是學術詞匯而且並不準確，但是切切實實在反映客觀存在的社會心態或社會現象，即使提出這類説法的描述還缺乏準確性。這一類造詞術顯然是跟中國官方的新語言互相衝撞的：不僅駁斥中國官方話術，反而還戳穿他，讓他難堪。這看起來就像是一場「思想叛亂」。挑戰中國官方話語系統，也就是挑戰其意識形態系統。
雖然學術界一樣在生產或引進新詞匯，比如北大社會學家鄭也夫提出「半開放社會」、人類學家項飆提出「總體化焦慮」和前面張維迎提出的「語言腐敗」，而且這類造詞術更加嚴謹一些，並且通常基於社會科學觀察，但是其流行程度有限，即使有批判色彩，也很難歸納到「思想叛亂」之列。
還有一類造詞術介於玩世不恭與思想叛亂和學術詞匯之間，其最典型代表莫過於劉仲敬創造的複雜術語系統比如費拉、德匹下、張獻忠、大洪水等等。這種造詞術相當另類，學術性不足、通俗性有餘，但不一定明白易懂。與我們歸結到「思想叛亂」之列的術語相似，這類概念也有一種破壞既有話語系統的意味。但是劉仲敬的造詞術「黑話」性質更强，而且有鮮明的玩世不恭性質，比如相比於「原子化叛亂」，「張獻忠事件」比較不容易上升成為學術詞匯，對於有爭議的歷史也有簡單解讀之嫌，而且拿張獻忠屠蜀來比喻報復社會犯罪多少有一些玩世不恭的性質（在具體使用語境中不少使用者還有幸災樂禍的意思）。不管怎麽説，這類概念興起也有一定思想活力，即使其憤世嫉俗的意味更重一些。
一般社會觀念透過新詞匯表達出來，當然可以折射出時代焦慮和一般社會心態。但是與依托社會理論發展而來的一般觀念相比，還沒有上升到社會思潮高度，因為思潮之所以是思潮，就在於具有一定指向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普通社會觀念，並不見得這種觀念背後經過了周密的學術論證，但是之所以成為一個時代的思潮，很大程度上歸結於他指向一種更加務實的、更加缺少意識形態優先性的社會探索心理，對於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禁錮長達三十年的社會群體來説，這就是一定程度的鬆綁和解放。
但從「互害型社會」、「歷史垃圾時間」、「原子化叛亂」、「社會自組織能力減弱」這類具有「思想叛亂」色彩的造詞術來看，你看到的是一般社會現象或社會心態的真實折射，還看不到社會觀念流動方向。不過這並不是絕對的，扭轉這些社會問題其實也是社會方向。比如用社會妥協來結束「互害型社會」和「原子化叛亂」，你就會看到結束這種人人互相為敵的狀態就是社會出走方向。又如「社會自組織能力減弱」導致普遍的意志消沉並且缺乏尋求社會變革的決心，那麽是不是增强「社會自組織能力」顯然就是社會出口呢？
顯而易見，我們所説的「思想叛亂」有一種「准思潮」性質：他不但提出了社會出路，還將社會出路隱藏在其反命題之中。這是「思想叛亂」明顯不同於某些造詞術的地方。
當然，學術術語一樣具有「准思潮」性質，而且也一樣可能暗藏社會出路和方向。但是除開這些詞匯本身就有思想性不説，他所缺乏的就是廣汎傳播和普遍接受：如果說社會並不接受一種深刻的思想作為指導社會思潮流動方向的指南，你很難説這種思想變成了思潮。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説，廣汎傳播和普遍接受一種具有「准思潮」性質的社會觀念，不但意味著社會達成比較普遍的共識，還意味著社會自己找到了出路，雖然這個出路並不是一定正確的歷史道路——我們知道許多國家都走上了歷史歧途，比如納粹德國，又比如伊朗伊斯蘭革命政權，包括「人民共和國」時代的中國。所以，用深刻的思想性來指導「准思潮」仍然是有必要的，因為如果缺乏思想性指導，「思想叛亂」就可能一直陷在叛亂之中，並且找不到社會出路，或者無法就社會出路達成共識。
現在我們又像走到了某個歷史節點上，我們的公共知識分子、作家、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以及意見領袖們走到了必須要探索社會出路的歷史時刻。我們當然很知道出口在哪裏，但是從出發點走到出口處還有很長一段道路，這段道路就是引導社會思潮行進的方向。
Cf. Brad S. Gregory. 2017. Rebel in the Ranks: Martin Luther,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Conflicts That Continue to Shape Our World. New York: HarperOne, p59-p66.
Alec Ryrie. 2017. Protestants: The Faith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Viking, p20-p21.
參考: 郭正昭. 1972.「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晚清學會運動 (1895-1911)」. 近代史研究集刊 (第 3 集下冊): p566-p625.
參考: 高力克. 2019.「啓蒙先知: 嚴復, 梁啓超的思想革命」. 北京: 東方出版社, p32-p52.
Jin Xiaoxing. 2022.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Darwinism in China, 1895–1930.”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64(3): p690–p721.
參考: 曾業英 (編). 1984. 蔡松坡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p15-p35.
Alfred Kelly. 1981. The Descent of Darw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Darwinism in Germany, 1860-1914.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f. Chen Hon Fai. 2017. Civilizing the Chinese, Competing with the West: Study Societies in Late Qing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有關「歷史垃圾時間」的考證和重新表述參考: 李聿脩. 2024年7月22日.「沒有未來的國家: 給『歷史垃圾時間』正名」. Substack. 2024年11月15日查閲. https://ignatiusdhleechinese.substack.com/p/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