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未來的國家：給「歷史垃圾時間」正名

重新發明「歷史垃圾時間」

近段時間，「歷史垃圾時間」這種説法，不知道什麽時候起在中國大陸社群網路上突然流行起來，受到許多網民引用。近日，中國官媒《北京日報》和《新華日報》接二連三發文抨擊這個概念。

由於「歷史垃圾時間」這種説法假托在奧地利經濟學派最著名代表人物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名下，聲稱「從經濟學邏輯來看，當某段歷史正背離經濟規律，個人又無力改變，且必然走向失敗的階段，就被定義為歷史垃圾時間」，再加上米塞斯本人又以反社會主義著稱，就使得這個附會的「歷史垃圾時間」有明顯否定中國當前經濟現狀的意思。1

毫不奇怪，這個詞忽然流行起來，觸到了當局的逆鱗。喉舌媒體既不便堂而皇之引用和解釋米塞斯——唯恐米塞斯的反社會主義思想趁喉舌滅火又傳播起來——又用攪混水的辦法宣佈「歷史垃圾時間」是一個偽學術概念。因為當局察覺到，在這個流行詞背後是對當前經濟狀況感到普遍不滿的社會心理，是唱衰中國經濟、是否定和看衰中國。2

一個偽造的學術概念忽然大行其道，這是值得注意的社會現象。這種情況至少表明公衆對某種社會問題形成了共識。中國官媒的批判，實際上並沒有駁斥到「歷史垃圾時間」所指的社會問題。問題仍然存在，中國官媒更多是用權威來壓過社會議論。這樣單方面駁斥並沒有人公開挑戰或回應，這就使得駁斥變成了鎮壓。

本文將嘗試嚴肅對待「歷史垃圾時間」問題。假如此前「歷史垃圾時間」僅僅作為一個偽學術概念存在，經過本文「重新發明」後，這個詞仍然可以作為一個有爭議性的學術概念出現，因為我們其實不能否認、反而還需要解釋中國當前陷入的社會困境。這樣做反而是回答中國民衆的重要關切。

「歷史垃圾時間」難題

「垃圾時間」（garbage time）這個詞起初用於體育賽事中，其發明者是美國傳奇體育解説員祁克·賀恩（Chick Hearn）。賀恩為NBA（美國職業籃球聯賽）賽事解説長達41年，發明過許多生動有趣的術語。比如「鬥牛士防守」（matador defense），指防守不力，讓對手毫無阻攔地從內線突破上籃。又如「熱狗上芥末抹太多」（too much mustard on the hot dog），指球員毫無必要地炫技，等等。賀恩用「垃圾時間」指賽事進入到最後階段，在比分懸殊的情況下，勝負已分，讓替補球員上場消磨餘下時間。3

儘管如此，NBA歷史上仍多次出現在「垃圾時間」大比分落後的形勢下球隊逆風翻盤的情況，比如2004年火箭隊（Houston Rockets）對陣馬刺隊（San Antonio Spurs）時，最後一分鐘在大比分落後的情況下，火箭隊突然大比分逆轉，反敗為勝。4 從這種罕見情況來看，「垃圾時間」並不是絕對的，但通常情況下是沒有希望的。但就其使用語境來看，「垃圾時間」指的是一種沒有意義的消耗狀態，通常情況下是不會發生奇跡的。

「歷史垃圾時間」看起來像是對一系列近似概念的重新演繹，比如失敗國家理論、中等收入陷阱理論、中國歷史停滯論等等。但與這些概念略有不同的是，「歷史垃圾時間」不僅是個貶義詞，還容易產生歧義——也許跟失敗國家理論相似，容易引起一些歧視性聯想——就此而言，看起來不像是一個嚴謹的學術用語。作為體育術語，「垃圾時間」戲謔意味更大一些，不存在貶義或歧視暗示。

「歷史的垃圾時間」這一説法，據説是中國知名媒體人胡文輝在2013年於其微信公衆號「歷史的擦邊球」上提出的。單就其結合蘇聯歷史和中國古代歷史的闡述來看，胡文輝旨在用「歷史的垃圾時間」來指代國家進入江河日下的消耗狀態，這樣下去的結果就是發展停滯、乃至倒退，但很難發生奇跡扭轉這種趨勢。

胡文輝猜想：「歷史跟競賽一樣，免不了有很多垃圾時間的。當是時，大勢已定，敗局難挽，無論如何努力，都只是徒然的掙扎，只能求盡量體面地收場而已。」5 這並不是規範的學術表述形式。

比如從法國大革命到法蘭西第一帝國成立，這段時間是不是歷史垃圾時間？亂哄哄曲折前進的法國大革命，最終走到法蘭西第一帝國成立，到底是終結了大革命，還是大革命修成正果？傳播反封建主義和民主精神的法蘭西第一帝國滅亡是不是從結果上又否定了第一帝國的存在意義，這樣第一帝國難道也成了歷史垃圾時間？

顯然，簡單用國家是否顯出不可挽回的頹勢或是否敗局已定來定性「歷史垃圾時間」，還不夠嚴謹。如果要厘清「歷史垃圾時間」這個概念，一定要小心規避這樣的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誤區。

一個叫「智本社」的微信公衆號在2023年發表《如何渡過歷史的垃圾時間》一文。該文對當下以訛傳訛的「歷史垃圾時間」有決定性影響。作者「清和社長」意識到胡文輝的結果主義推論存在誤區：「若以結果論歷史必然性，容易陷入循環論證。」6

「我們說『比賽進入垃圾時間』，他最起碼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確定的倒計時；二是失敗的結局是大概率事件。我們如果身處那個時代，又如何知曉這段歷史何時結束、下一段歷史從哪裏開啟？更重要的是，『垃圾時間』是相對大概率的失敗者來說的，對於潛在的勝出者而言，那是『一元復始』。」

顯然，「清和社長」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身處在歷史中的人其實不知道那段歷史在什麽時候結束、下一段歷史又在哪裏開啓，即使世人有强烈的末世感，他們也意識不到歷史進入了必然走向衰亡的垃圾時間，而且預期的衰亡也可能遲遲不來。但這段表述陷入了相對主義困境：如果「歷史垃圾時間」並不是絕對的，就很難說是垃圾時間。因為體育比賽和歷史不同，體育比賽在最後一分鐘出現奇跡性逆轉並不存在邏輯上的矛盾，因為我們永遠可以這樣理解：即使大比分落後，但「理論上」仍有反超的可能性，即使這種可能性極其渺茫。同樣的邏輯放在歷史上就有自相矛盾的危險。比如「靖康之變」以後南宋先後遭完顏兀朮和完顔亮多次大舉南侵，甚至連臨時偏安的首都也被攻陷，宋高宗還乘船躲到海上。單從歷史結果來看，「采石磯之役」以後金國暫不再對南宋發起重大攻勢，南宋暫時免除了滅國之虞。從「靖康之變」到「采石磯之役」這段時間南宋多次經歷滅國危機，那麽我們可以認為這段時間是南宋的「歷史垃圾時間」嗎？顯然不是，因為南宋國祚在「采石磯之役」後又延續百餘年。這可不是在體育賽事進入垃圾時間後進行加時賽。

為了克服這裏的相對主義缺陷，「清和社長」傾向於從經濟和政治制度上來看國家如何客觀進入「歷史垃圾時間」，於是他提出了一段後來被錯誤追記到米塞斯頭上的定義：「當某段歷史正處於違背經濟規律、個人又無力改變、且必然走向失敗的階段，我們將其定義為『歷史的垃圾時間』。」

「清和社長」提出，米塞斯在1920年發表論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已從經濟計算角度「否定了帕累托提出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以及集中配置資源的可能性」。這裏可能是導致「歷史垃圾時間」在以訛傳訛過程中被追記到米塞斯頭上的源頭。依據「清和社長」的看法，米塞斯揭示的經濟規律恰恰遭到蘇聯經濟體制踐踏，而蘇聯的失敗結局似乎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所以蘇聯歷史從一開始就進入了「歷史垃圾時間」，或者説，整個蘇聯史都是「歷史垃圾時間」。但這種説法顯然又遭遇了一個新的問題：決定論。

另一篇微信公衆號文章《米塞斯與『歷史的垃圾時間』，面對這樣的歷史階段，個人該如何自處？》同樣援引米塞斯，但是作者認為米塞斯反對歷史決定論，其理由是人可以根據自由思想和行動來擺脫低效和停滯狀態。7

這種解讀恐怕對米塞斯來説是個誤讀。米塞斯對歷史和決定論的態度要更加複雜一些。在其英文著作《理論和歷史》（Theory and History, 1957）中，米塞斯反對將決定論和非決定論相提并論。自然科學和（米塞斯說的）人類行動科學不可避免關係到因果關係和決定論。米塞斯強調，決定論是人類求知的認識論根基，完全懸而未決的宇宙是不可想象的，而人就有這樣的心智力量來透過規律認識因果關係。米塞斯說，人類行動科學真正要反對的，不是決定論，而是對決定論的實證主義和汎物理主義扭曲，比如將社會觀念形成和轉變還原到物理、化學或生物因素。正是因為不可能發生這樣的還原約減，才構成了人類行動科學的自主性。與此同時，米塞斯並不認為接受決定論就約等於否定自由意志。在他看來，人類有心智力量來對物理環境和觀念環境做出反應，恰恰是自由意志之體現。8

米塞斯並不是沒有想象過與「歷史垃圾時間」相近的概念。米塞斯既反對「黃金時代」假説（也就是説假定歷史是從人類的某個「黃金時代」開始的），也反對「完美形態」假説（這一點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那裏十分典型：他們預設了一個烏托邦國家）。米塞斯批評依托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完美形態」呈現「均等旋轉的經濟」前景，這是一種靜態經濟。但是經濟之為經濟就在於這樣一個事實：現實經濟總是存在一些失衡的地方，而想象中的平衡從沒實現過，也就是説經濟本身就含有某些惡性因素。而「完美形態」的靜態經濟就是這樣一種假想的平衡狀態。在這種靜態平衡狀態中，市場競爭是不可能的，因為競爭只發生在動態經濟中。歷史之為歷史就在於記錄動態變化，在人類社會的「完美形態」中，因為是靜態社會，歷史就不復存在了。所以如果一個人說歷史朝著實現人類社會的「完美形態」前進，就等於是在說歷史終有一天會終結。9

就此而言，米塞斯想象的跟「歷史垃圾時間」相近的觀念接近於一種歷史終結論，雖然在米塞斯看來歷史終結論完全就是一種烏托邦假説，因而「歷史垃圾時間」理論上講就是不可能的。但是米塞斯並沒有解答這樣一個問題：嫁接在烏托邦假説基礎上的國家，不僅是歷史上存在過的，而且至今仍然存在，即使在現實中這些烏托邦國家反而表現出反烏托邦特點，這些虛假的「完美國家」是不是趨於停滯的靜態社會？

另一方面，米塞斯也並不是沒有想象過停滯社會是怎麽樣的。在談到東方歷史的時候，米塞斯說，從13世紀以後，阿拉伯國家宗教正統强化馴服，最終扼殺了智識活力和獨立思想——這種情況以前也發生在中國和印度等國家。從13世紀起，智識、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創新活動就大量出現在西方國家，這是西方反超東方的一個契機。直到19世紀，西方列强敲開東方各國的大門，在西方思想滲透進來以前，這些死守保守主義的社會還處在停滯狀態，對寡婦殉夫、裹小脚、酷刑、迷信、奴役等各種野蠻陋習習以為常。10

但是米塞斯似乎忽視了一個地方：當西方思想湧入東方國家，帶來社會觀念變化之時，以前習以為常的社會就變得越來越不可以忍受。這是受殖民主義衝擊之後，東方國家的普遍感受：社會痛苦增加，不止是（甚至也可能不是）因為殖民主義，也可能是認識到尋求擺脫趨於停滯的舊社會形態與看不到出路的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心態。社會痛苦是推動伴隨殖民主義而來的新現代國家成立浪潮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一點幾乎從所有東方民族建立現代國家的鬥爭歷程都能看出來。比如清末中國社會激進化浪潮致暗殺成風，而革命黨人宣傳文案就頻繁出現對於現狀和舊社會的憤怒跟不滿。也就是説，甚至原本習以為常的風俗和慣例（比如金錢鼠尾辮、溺嬰、娶妾、裹小脚等），而今也變得無法忍受，而被斥為野蠻習俗。看上去像是社會觀念發生了變化，實則是社會痛苦增加使得現狀越來越不可忍受。這種情況就是社會自省。

在《人類行動論》（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1949）中，米塞斯還比照過中國這類「受阻礙的文明」（arrested civilization）和新幾内亞這類「原始野蠻」（primitive barbarism）：處於停滯狀態的社會（在西方入侵前）似乎意識不到自己的停滯狀態。11 另一方面，在被西方列强敲開大門以後的東方各民族，幾乎一致把西方列强的優勢理解為物質的和技術上的文明，就好像有了這些東西就能夠跟西方國家并駕齊驅。米塞斯強調，這些民族沒有意識到，他們最缺的並不是西方技術，這是取得這些技術性知識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經濟和社會制度不但是使東西方分野的地方，資本主義文明既不會在非資本主義環境中實現，也不會在沒有市場經濟的地方留存下來。12

如果「歷史垃圾時間」含有長期停滯不前的意思，米塞斯可能會認為那些在數千年歷史長河中處在停滯狀態的文明是處在「歷史垃圾時間」中。假如米塞斯真的這樣說，恐怕還會被指責有「西方中心論」偏見。就長期停滯不前而言，米塞斯如果有跟「歷史垃圾時間」相近的觀念，那也含有盲目而不自覺的意思。這是一種缺乏自省的社會形態。

再回到決定論問題上。米塞斯不僅承認社會停滯是可能的，而且還認為社會停滯與產生相應觀念和思想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有直接關係——這些觀念和思想發生變化，也跟經濟和社會制度變化有關係，而這些變化是走出社會停滯的前提。

假如我們想象的「歷史垃圾時間」是指長期停滯不前又缺乏自省，依照米塞斯有關社會停滯論的觀點來看，這種情況無疑跟社會觀念和思想直接相關。因為依照米塞斯的人類行為學（praxeology）原理，既然人類行動受到觀念性因素驅使和制約，錯誤的觀念和有缺陷的觀念自然也可能是導致社會停滯不前又缺乏自省的原因。

參照米塞斯的理論，我們不妨對「歷史垃圾時間」做一個初步規定：「歷史垃圾時間」指的是歷史處於毫無意義的消耗階段，這時候社會趨於停滯、社會痛苦增加並且由於觀念性制約因素缺陷導致難以通過經濟和社會制度改革走出停滯狀態。

在這個定性中，「毫無意義的消耗」固然是從體育賽事中藉鑒而來的概念，但是用在「歷史垃圾時間」中是指對社會停滯的性狀描述。我們在「歷史垃圾時間」語境中描述「社會停滯」的時候，一般指經濟社會在較長時期内趨於停滯，與此同時在政治和社會觀念上普遍存在僵化、倒退或衰頹跡象。與可能持續長達數千年的「社會停滯」不同，「歷史垃圾時間」則不長不短，剛好維持在社會痛苦增加、短期内又無法克服的範疇。這種定性很模糊，有主觀性，但這是基於感受特徵而言的。如果持續數百年，反而一般社會心態趨於麻木；如果持續幾個月，那最好叫做短期衰退。「歷史垃圾時間」最大的問題是：當時人其實不知道這種毫無意義的消耗狀態要持續多久，這是社會痛苦增加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之所以要重視社會痛苦這個因素，是因為歷史學家可能陷入結果主義誤區或後見之明偏誤，也即無視看不到希望的社會痛苦之延長使現實變成「毫無意義的消耗」。

與此同時，我們要再次強調，社會痛苦增加跟社會自省有關：缺乏自省的社會意識不到痛苦究竟是什麽性質。比如嘉慶時代大清國跟鴉片戰爭以後的大清國，社會痛苦程度就顯著不一樣：前者仍自詡天朝上國，後者則被列强打到頭破血流，割地、賠款、議和。從林則徐、魏源那一代人開始「睜眼看世界」，可以代表社會自省開始形成，但要等到甲午戰敗以後，社會痛苦才開始急劇增加：「師夷長技以制夷」已經不足以滿足中國人對現狀的强烈不滿，現在國民要求變法或者革命。但變法訴求一而再再而三拖延，直至最後耗盡了國民耐心，以至於到了1911年連立憲派也以革命相威脅。從這個演進過程，可明顯看出社會痛苦增長的戲劇性程度。就此而言，1840年以後大清國並不必然進入了「歷史垃圾時間」，因為從洋務運動至甲午戰爭前，國家整體上呈現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甚至一度出現了「同光中興」。

甲午戰爭無疑是最關鍵的社會心理轉折點：慘敗給日本粉碎了大清國自强求富的幻想，暴露出來大清國社會最根本和最嚴重的問題——制度性缺陷。正是這種社會自省才促使當時人不再把現代技術和機械製造視為當前尤其緊迫之要務。從甲午戰敗至清帝遜位，這段時間的社會痛苦程度可以説是空前劇烈的。人們其實無法預見這段社會痛苦會持續多久，但是亡國滅種危機又在加重巨大的災難感。

從這裏可以看出，處在「歷史垃圾時間」中的社會，因為看不到希望而痛苦急劇增加。假如我們從結果主義角度去看，似乎1911年武昌起義引發全國各地新軍起義是必然的。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因為即使走到武昌起義爆發前，當時人也並沒有十足把握大清國國祚究竟會延續多久以及會不會出現新變數、乃至兵變或動亂。就此而言，終結「歷史垃圾時間」的與其説是可預測的歷史決定論因素，不如説是不可預測的偶然因素，即使兩種情況均根源於「歷史垃圾時間」之中，但不論是當事人，還是後世歷史學家，都不可能拿到唯一的準確答案。

或許我們可以將之稱為「偶然的必然性」：之所以是必然性，是因為持續惡化的大趨勢幾乎難以逆轉，比起在體育賽事垃圾時間逆風翻盤難度更大；之所以是偶然的，是因為這些偶然因素雖然都是持續惡化的大趨勢滋生出來的，但究竟哪一種因素會突然躍變到最關鍵位置，其實不但不可預測，還難以後見之明。比如武昌起義並沒有引發其他新軍響應怎麽辦？假如武昌起義只是作為孤例遭到血腥鎮壓怎麽辦？又或者根本武昌起義就沒有發生，而是北京發生兵變逼宮會怎麽？這些可能性其實是並列的，因為我們實際上並不知道哪一種情況更可能發生，儘管這些因素都是持續惡化的大趨勢的產物，哪一種情況會發生卻是偶然的。

以下，我們將結合探討中國是否進入「歷史垃圾時間」這個議題，進一步論證或者驗證基於以上描述的「歷史垃圾時間」是不是一個合法概念以及存在哪些問題。

Pierrot le Fou (1965)

中國是不是進入了「歷史垃圾時間」？

有關中國歷史和社會趨於停滯的理論由來已久。較早的中國歷史「停滯論」可以追溯到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1824年，美國思想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還在一封書信裏寫道：「準確地說，中華帝國有一種木乃伊聲譽，把世界上最丑惡的形象一成不變地保留了三四千年。」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