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9月至
11月,不斷有消息傳出習近平與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私下會面是釋放改革信號。當時著名學者吳稼祥接受《亞洲周刊》采訪時也認為習近平作為中國著名改革派代表習仲勛之子,也會繼承更加開明的改革路綫。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秘書鮑彤也持這種看法。甚至
2011年鮑彤在接受外媒采訪時也表示對習近平寄予厚望。即使
2013年初才爆出來「《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著名記者紀思道(
Nicholas D. Kristof)仍發文力挺習近平,他認為習近平是改革派領袖。1
在胡錦濤執政末期,中國社會有過一段短暫的樂觀主義。現在人們很少意識到,社會上對中國第五代領導人的殷切期盼背後的心理因素是:人們認為,胡錦濤時代改革陷入了停滯、甚至倒退。於是在臨近換届期間,就出現了上面這樣的社會期待。這類期待有著大量記載,并不罕見,只是現在人因為後見之明對此嗤之以鼻。
但是如果重新回到時代現場,我們會發現,習近平時代的倒退和壓抑與胡錦濤時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當人們驚呼習近平修憲開歷史倒車的時候,公衆似乎已經忘了,早在胡錦濤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倒退跡象,以至於許多人事後認為,習近平背離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路線,也偏離了胡錦濤時代的「不折騰」政策,就好像習近平政府發生了與胡錦濤政府相反的大轉折。
顯然,這是一種時代錯覺。
我們在談論習近平執政以來對中國社會現狀之影響的時候,往往存在一個誤區:只盯著習近平本人及其政策取向看。這是肯定不對的。習近平接手的中國並不憑空跳出來的。
我們往往忽視了習近平政府如何看待胡錦濤政治遺產和時代遺留問題。對於一個新政府來説,這些是無法避免的。習近平政府不可能從零開始。無視這些問題意味著我們不但不能準確地認識中國社會現狀,也不能準確地認識改革開放。
在以下論述中,讀者們會發現:
假如習近平時代果真存在什麽重大轉向的話,其源頭就直接出在胡錦濤時代,也就是説,轉向最遲從胡錦濤時代就開始了。
當我們意識到這些問題時,我們察覺到,改革開放並不像一些改革派人士標榜那樣絕對正確。改革開放作為鄧小平政治遺產,至少在胡錦濤時代就已經退化成了正統和合法性來源。也就是説,
用改革開放標榜政治正確,卻不必真的推進改革開放。
可以説,習近平時代的危機並不是憑空出現的。至少在胡錦濤時代,我們就已經察覺到危機的苗頭。習近平時代治理這些危機的做法,固然明顯有著習近平個性特點,但是與胡錦濤時代執政邏輯並不衝突。即使二人看起來個性迥異,卻并不代表兩班政府的執政邏輯就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假如這種假設是對的,選定習近平作為接班人就非但沒有背離胡錦濤政府的政治路綫,反而是其執政邏輯延伸的必然結果。
1. 為什麽選習近平做接班人?
我們不得不回到時代現場去追問:為什麽選習近平做接班人?
然而這個問題是無法回答的。因為實際上除少數知道内幕的人以外,外界根本無從知曉接班人梯隊上的其他人為什麽被排除在外。當我們在梳理習近平傳記的時候,我們發現
他的許多特點都與時代不謀而合。
2002年一名可能曾經接近中共中央組織部高層的前中共官僚化名成「宗海仁」,在美國基於其所接觸的組織部材料出版了一本書叫《第四代》。該書成功預測了中共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九人)中的六人,還特別提到了習近平和李克强,顯然已經看到了第五代(也就是
2012年以後的)領導人團隊雛形。要知道當時外界對習近平知之甚少,即使資深政治研究者,沒有這些内部資料,也未必能看到那麽遠。
該書對習近平的評價是「生性豪爽」、「精明强幹」,對李克强評價是「政績平淡」、「權威不足」。
1997年,習近平以得票墊底(最後一名)進入中央候補委員名單。當時習近平還名不見經傳,外界很少會有人注意到他。到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儘管宗海仁認為江澤民已不考慮讓習近平選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最後還是當選了中央委員。宗海仁仍然強調習近平與李克强會是第五代領導人中最優秀人才。2
2003年習近平在出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一段電視采訪中説,他年輕的時候力氣大,肩挑兩百斤麥子走十幾里山路不換肩。這個細節早在
2002年出版的《第四代》中就有記載,還包括全村男勞力跟他比摔跤,沒有一個勝過他。這説明組織部材料事無巨細地記錄過官員的履歷和生活細節,儘管長得人高馬大和力氣大跟執政能力如何毫無關係。
習近平執政能力到底如何?習近平是怎麽贏得中共中央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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