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華爲常務副董事余承東在華爲“問界新M7”新車發佈會上,至少五次重複“遙遙領先”以及二十多次“領先”,每次提到都引起觀衆熱烈掌聲。很快,“遙遙領先”現象就在中國民間和網路上迅速發酵,以至於出現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有人做完胃鏡,麻藥勁還沒過就在病床上像精神病患者一樣自言自語“華爲 Mate 60 Pro 遙遙領先”。
這種迫切想要壓過歐美一頭的心理,可以說是2015-2017年間開始流行的“彎道超車”說的升級版本。再往前回顧,不論“彎道超車”,還是“遙遙領先”,都在呼應毛澤東在1958年前後提出的“超英趕美”口號(雖然當時只把目標緊盯在鋼鐵產量上)。這種社會現象就讓人感覺很奇怪,爲什麽中國好像有一種解不開的情結,一直心心念念著非要壓過歐美一頭?
爲什麽一定要用追趕和超越歐美來證明自己?你固然可以説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典型政治文化之一,因爲從鄧小平時代開始鼓吹的所謂“社會主義優越性”,事實上是中國共產黨自建政以來就在一貫追求的目標。有時候,中國這種迫切追趕心理,確實給人一種不擇手段的印象。除了“大躍進”搞大煉鋼鐵造成三年饑荒之外,在2015年忽然鼓吹的“中國製造2025”因爲大搞政府補貼和大規模知識技術盜竊,被認爲破壞市場經濟游戲規則,遭到美國阻撓戛然而止。
但是中國并沒有放棄針對電動汽車市場等科技領域的補貼,其商業情報盜竊行動也沒有因爲歐美采取“去風險化”政策而有所收斂。電動汽車被寄予了某種“民族厚望”,被認爲是最可能趕超歐美列强的關鍵領域。中國政府就在2023年1月對外宣佈新能源汽車銷量連續8年蟬聯世界第一,極大地滿足了以“追趕”和“超越”爲典型特徵的虛榮心理。1 儘管事實上根據總部位於深圳的協力管理咨詢公司(Dezan Shira & Associates)2023年8月發佈的《中國簡報》(China Briefing),中國電動車市場年增長率從2022年超過90%,膝斬到今年只能達到35%。2 其中國内汽車電池市場飽和引發價格戰、國際碳酸鋰市場價格飆升、半導體晶片供應鏈受到制裁等一系列情況,都在加劇中國電動車市場的生存危機。
這種“大國虛榮”掩飾下的捉襟見肘,對中國來説可以説是老毛病了。中國對新能源汽車和所謂高科技領域的狂熱和孤注一擲,使歷史學家聯想起大清洋務運動對“船堅炮利”的癡迷程度。
洋務運動在“自强”和“求富”口號感召下,也顯示出一種急切的趕超心理。洋務運動最有名的地方是從軍事工業入手開啓中國工業化進程。一般來説,西方國家工業化進程通常是從紡織業開始的,進而推行到其他輕工業部門,最後轉入重工業部門。這種先後次序確有一個好處:輕工業投資低、回報快,有助於迅速積纍社會財富和爲工業化社會創造條件。相比之下,重工業投資大、周期長、見效慢,從重工業入手不但不利於迅速積纍社會財富和及時解決經濟問題,反而還可能拖累和延遲工業化進程。因爲在這種情況下各工業部門和產業鏈還沒建立起來,國家經濟和國民生計等迫切問題得不到解決,社會穩定也得不到保障。雖然日本和埃及也和大清國一樣,都先從軍事工業入手開啓工業化進程,但是日本明治政府很快就意識到問題所在,及時將重心調整到紡織業和鼓勵私營產業上,效果立竿見影:與洋務運動差不多同時進行的三十年時間裏,日本社會工業化程度要超過中國。洋務派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是大清國的做法卻與日本截然不同:在日本大力鼓勵和發展靈活多變的私營企業之時,大清國將紡織業牢牢抓在政府手裏,形成壟斷,不允許民間和外國企業參與競爭,因爲清政府擔心這種競爭削弱政府企業,進而對軍事工業產生不利影響。3 清政府推行的“國家資本主義”改革思路,與中國改革開放如出一轍。清政府對於軍事重工業的過度推崇,也像極了當代中國對新能源汽車、華爲手機和其他高科技產業過度關照。也與清政府相似,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和高科技產業的偏袒、偏愛,也極大打消了私營資本投資的積極性。
擔任大清國海關縂稅務司的赫德(Sir Robert Hart)跟嚴復說:“海軍之于人國,譬猶樹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條堅實繁茂,而與風日水土有相傳之宜,而後花見焉,由花而實,樹之年壽,亦以彌長。今之貴國海軍,其不滿於吾子之意者眾矣,然必當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軍,未見其益也。”4 這就是批評清政府急躁冒進,在輕工業各個部門和產業鏈都沒建立起來的情況下,急於推進海軍建設。
郭嵩燾和鄭觀應都有向李鴻章諫言,主張除學習西方軍事技術以外,還需學習其他產業技術和將國防開支一部分在發展民用工業建設上,并且效仿明治政府學習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律制度。這些諫言遭到李鴻章嚴詞拒絕,李鴻章給的理由是他負責海軍就該著重海軍建設,更何況海軍是立國之本。這種情況表明,洋務派官員完全無視民用工業與軍事工業之間存在潛在關聯,產業發展失衡、工業化程度不足、國家各經濟部門之間無法有效協作,都在爲國家經濟發展製造瓶頸。5 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從過度依賴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建設,轉向過度補貼新能源和高科技產業,也像極了大清國產業結構過度單一化問題。
即便如此,在李鴻章“造不如買”原則指導下,北洋海軍26條軍艦,其中9艘是自造的,17艘是從英國和德國買的。這些買來的軍艦總體特點就是大——噸位大、裝甲厚,大炮口徑大、火力猛。其中還有兩艘戰艦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其中從英國買來的12艘炮艇還普遍存在一個問題:大炮過大,影響軍艦穩定性。但缺乏現代國家制度和管理技術、工業發展嚴重失衡、在科技上的嚴重短板、人員訓練以及軍費不足等問題,都從根本上阻礙了大清國海軍現代化,尤其海軍總負責人(李鴻章)和海軍高級指揮官(丁汝昌)都是毫無海軍經驗的官僚,反而給甲午海戰戰敗埋下禍根。6 此外,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海軍專家 Bruce A. Elleman 還指出,甲午海戰時,北洋水師沒受到南洋水師、福建水師和廣東水師增援,就像中法戰爭期間北洋水師也不增援南洋水師,表明大清國完全缺乏現代海軍協同管理制度,甚至連軍艦上應當配備的醫療設施都少得可憐。即便擁有强大裝備和重薪聘請的洋教習跟堅守崗位的水兵(普通軍官反而擅離職守),缺乏現代國家所需的一切基本要素,是大清國海軍一敗塗地的根本原因。7
從這一角度來看,大清國與其説是在加强軍事工業建設,不如説只是拿錢堆在海軍上:不但軍事工業沒得到有力增强,海軍最强精銳被日本以弱勝強打到全軍覆沒。不顧管理和制度上落後,只急於趕超,結果爬得高、摔得慘,這方面與改革開放也存在諸多相似特點:改革開放不顧經濟發展所需的制度性保障和法治環境,指望單靠經濟發展就保障政權穩固,就像清朝指望軍事現代化來救國,卻不屑學習保障軍事現代化所需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制度。從根本上來説,改革開放仍沒擺脫“中體西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陋習。
不管是清朝,還是現在的中國政府,都在身上背著沉重的歷史負擔放不下來。清朝因爲剛剛被堅船利炮叩開國門,驚訝地發現昨天還是“天朝上國”,到今天就已經遠遠落後於列强,始終不肯承認自己的失敗之處。洋務運動西化不徹底,就是始終有個大國空架子擺在那裏,上不去下不來。改革開放除了把從晚清到民國受過的委屈反復咀嚼一遍外,還在苦難之上加重苦難:幾乎可以説,從1949年到1979年這三十年時間都是在共產主義動亂中度過的,等到改革開放重新打開國門,中國積貧積弱程度并不亞於晚清之於歐美列强。即便蘇聯及衛星國接二連三破產,中國仍不肯面對現實,不肯承認共產主義革命將中國帶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從晚清以來作爲失敗國家的命運,又加上前三十年動亂留下失敗國家的爛攤子,壓在中國政府頭上的歷史包袱,就像洋務運動痼疾發作:雖然説是要開放國家,面向世界,但是只肯“中體西用”、只肯“師夷長技以制夷”,絕不承認自己在制度和文化上的落後於西方國家。這使得改革開放再一次出現了不徹底性:既要引進市場經濟,又依托國有企業繼續搞計劃經濟來保障共產黨對經濟命脈的絕對控制;明明制度上落後於西方國家,偏偏要搞一個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欺欺人,就是不肯學習法治社會,反而還鼓吹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優越在哪裏呢?是公民權利保障得比民主國家更好嗎?吏治澄清比民主國家更好嗎?還是人均收入和收入中位數比民主國家更强了?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William A. Callahan 注意到中國人這種明明很失敗卻故作姿態佯裝自信或盲目自信的社會心理,他將之稱爲“pessoptimism”——這個詞是由“pessimism” (悲觀)和“optimism”(樂觀)合成的,這個詞跟中國人一樣,是個矛盾集合體。
中國人一方面背負著所謂“百年國恥”的歷史負擔放不下來,一方面又因爲一點經濟成就沾沾自喜。一邊覺得自己國家越來越好,另一邊在現實中卻是自殺率居全球最高之列。與此同時,中國外交政策的關鍵目標之一,就是要“洗雪國恥”,而北京把提升國際地位當成一切政策的首要目標,但中國人衡量是否受到尊重的標準,卻是對所謂“辱華”或 “不敬”過敏。8 對於自己國民遭受政府虐待,或者不聞不問,或者只歸咎於個別現象,并且認爲政府有能力改善現狀,發展到現在,甚至還將其他指出這些問題的人視爲外國代理人或奸細。
中國政府的典型做法是:一邊排外,一邊開放國家;一邊怨恨西方,一邊追求現代化。共產黨政府將中國的受難史當成無價之寶(invaluable heritage),用受難史和所謂的國恥教育來給年輕人打鷄血,指望年輕人知恥而後勇,然而現實卻是培養了一代又一代仇外排外的民族主義分子。中國的歷史教育將西方和日本當中怨恨對象,雖然反對所謂帝國主義,但是并不等於中國就對越南、朝鮮和菲律賓這樣受帝國主義凌虐的國家報以同情:中國只是把自己打扮成無辜的受害者。中國政府希望灌輸“落後就要挨打”的歷史實際上是要年輕人相信:沒有中國共產黨,中國就會落後,落後又要挨打。但事實上是中國的國恥教育奠基於中國前現代社會的國際關係,在這種畸形的國際關係中,仍然存在一個有華夷之分的道德等級秩序。在這種等級中,中國無疑是居於最上乘的。9 中國顯然無法接受這樣一種現實,正如秦亞青所言:以往中國將沒有受中國文化洗禮的外國視爲蠻夷,但現在中國人自己變成了現代社會的蠻夷。10 中國人的“pessoptimism”就是無法面對自己的身份困惑,拿不起、放不下:既要自詡優越,又在現實被迫面對自己的野蠻。
英國記者 Martin Jacques 也發現了中國對歷史特別迷戀,於是感慨說中國一直與其過去生活在一起,并且活在過去中,其程度之深要大於其他國家:其當下始終籠罩在過去的巨大陰影中,以至於中國人長期生活在永無止儘的痛惜和痛苦中,被現代化失敗或統一無法實現折磨得死去活來。在不占上風時,中國要被迫接受別國共同制定的游戲規則,因爲別無選擇,但這只是一種折衷和權宜之計。11 Jacques 說中國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而是以其自身文明爲中心的國家(civilization-state)。12 一旦中國達到其影響力巔峰,它就不再甘願受到共同游戲規則的束縛,而是要制定一套自己的游戲規則13——其實這一點在國際關係研究中是比較普遍的看法:中國既想利用游戲規則,又想另立一套游戲規則,這與俄國單純破壞游戲規則的做法不太一致。中國設想的與東亞國家的關係,在 Jacques 看來,越來越受到其過去朝貢體系的影響,至少中國將在某種程度上復活以中國爲中心的朝貢體系視爲某種追求,在這種朝貢體系中,其他國家與中國的關係顯然是不平等的。14
Jacques 最重要的一個論點就是中國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不同於一般現代民族國家,而是一種基於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的普遍觀念,這種觀念强調其自己的普世價值(universalism)、自己文化與其他民族和社會的關聯、以及自身超出其他民族的優越感。15 中國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其實是以種族主義(racism)和漢民族主義爲内核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中國從來沒有反種族主義的文化環境,而漢民族優越感并沒有受到過嚴肅批判和公開挑戰。16
從“彎道超車”到“遙遙領先”,與其説是現實,不如説是想象,也就是 Jacques 説的那種中國優越感的集中噴發。這種中國優越感,即便毫無根據的時候,也一樣會噴發出來,因爲中國人不但沉浸在其受難史中,也同樣沉浸在虛構出來的某種歷史性輝煌中。
中國人的歷史狂熱與其歷史一樣根深蒂固。不但在中國歷史上就有用歷史來影射現實、用歷史來發起針對現實的政治批判,中國人討論當前政治也經常習慣拿歷史來比較。17 至少就東亞而言,研究者們注意到,歷史話語本身就是政治化的,或者説歷史本來就是政治化的歷史。比如,被中國塑造成“民族英雄”的鄭成功,其父親是中國海盜,母親是日本人,鄭成功不但是中日混血,還是在日本出生、在日本長大,成年后其貿易活動還遍佈中國、日本、澳門、菲律賓、暹羅、台灣和越南。鄭成功死後,他的形象就發生了變化。比如明治時期日本民族主義高漲之時,鄭成功被宣傳成忠於日本天皇的愛國者,是打敗荷蘭人的日本民族英雄,是台灣的日本征服者。在日本于1895年占領台灣以後,祭祀鄭成功的孔廟被改造成了日式神社,以融入日本帝國。後來在日本帝國留學的中國革命黨人把鄭成功改造成反對滿洲入侵的漢族英雄、中國愛國者、反荷蘭帝國主義英雄和開拓台灣的中國人。此後幾十年裏,中國官方在教科書、宣傳文案和歷史劇中,刻意回避了鄭成功與日本的關係,而著重强調中國官方要塑造的形象。18 現在中國官方話語將鄭成功説成是“收復台灣”,實際上也是依照了中國政府希望“收復”台灣的政治宣傳,回到當時歷史情境來看,與其説是“收復”,不如説是殖民開拓更爲恰當。
1911年武昌起義,也是被政治篡改過的歷史。武昌起義引發的連鎖效應,不像是滲透到新軍的革命黨人發起的協調行動。有三個省的新軍確實受到革命黨人滲透,確實有發動叛亂的徵兆,而其餘九省跟著宣佈獨立,也是出於對兵變的恐懼。有三個省的叛軍還是後來加入到革命黨陣營中來的。發動武昌起義的共進會,與其説是同盟會的下屬組織,不如説是同盟會的對手。但是1928年以後,各省叛亂被悄然塑造成成了由孫中山領導和調度的全國革命,對孫中山的崇拜就成了黨國正統敘事,即使孫中山沒擔任過興中會、同盟會和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卻仍然被塑造成了這些組織的領導人。19
像這樣的情況數不勝數,但最典型、最爲知名的,要首選習近平的“中國夢”對所謂大唐盛世的幻想。2023年5月18日到19日在中國西安舉行的“中國-中亞峰會”(China-Central Asia Summit)對許多人還記憶猶新,而印象最深刻的,要數大唐芙蓉園的迎賓儀式和大型表演活動:除了表演人員一律采用唐代衣裝外,場景佈置和歌舞表演也都在强調唐代元素。這種巨型“cosplay”活動,讓人想起伊朗巴列維王朝於1971年10月12日-16日舉行的“波斯帝國成立2500周年慶典”——那場活動也是以超大規模豪華復古著稱,後來巴列維王朝覆滅被認爲可能與這場開銷過大的慶典有關。
但這並不是習近平第一次這樣做了。2015年5月印度總理莫迪訪華,習近平也特地安排在西安接見(雖然依據慣例應該在北京才對),并且一樣舉行了盛大的仿唐“cosplay”和巨型歌舞表演。習近平希望借由歷史重現來表達中國古代與印度(和中亞)的文化親密互動,但這在西方國家看來是不可思議的舉動,因爲現代國家友好關係并不一定會因爲歷史上如何現實中就應該如何,這種象徵性表演除了表明中國是“劇場國家”(Theatre State)20指望用儀式性表演來塑造權力以外,并不見得令別國望而生畏。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BRI)倡議就是基於對絲綢之路的歷史想象。2017年《人民日報》評論“一帶一路”時說道:“絲綢之路,一個詩般浪漫的名字,承載著沿線各國互通有無,各文明交流互鑒的輝煌歷史……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正是以互聯互通精神,重新啟動這條古老的道路……讓古老的絲路精神煥發時代的生機。”21 沉浸於歷史遐想的中國,可能無法想象其他國家其實無法理解這種沉湎於浪漫歷史想象、要靠復活歷史來延續文化親密性的奇怪癖好。印度至今也不加入“一帶一路”,相反,還竭力抵制和設法抵消“一帶一路”,這就説明中國的歷史想象并不符合現實政治(Realpolitik)。
在讓中國人沉迷不能自拔的歷史想象中,唐代被置於中國歷史的巔峰,但是研究者指出唐代歷史遠遠不像中國人想象那樣巔峰。唐代鼎盛時期轉瞬即逝,但即使在其國力最強時期,唐代也沒有征服朝鮮半島,地方動亂還迫使唐軍撤出。另外,在武則天時期曾經臣服于唐太宗的突厥人占據了現在的蒙古地區,唐代再沒能收復該地主導權。而武則天時代結束僅50年后,唐代又遭到安祿山叛亂致命一擊,從此丟失掉太宗時代征服的絕大部分西域土地,而且平叛之後,叛軍降將又加入地方軍閥(節度使),導致朝廷失去了對黃河以北地區有效控制權。此後,再沒有外族對唐天子稱“天可汗”。在公元763年,唐代首都長安反而還遭吐蕃帝國强占和洗劫了十五天,期間甚至還扶植了一個偽皇帝。整個唐代一半時間都在動蕩和鬥爭中度過,中唐以後的皇帝就開始將恢復初唐偉業視作榜樣。尤其唐太宗時代被認爲尤其光輝燦爛,還成了歷朝歷代皇帝“中國夢”津津樂道的對象。22
宋朝丟失了唐朝的大部分土地和邊疆控制權,并長期陷入與契丹、黨項、女真和蒙古的戰爭中。宋朝皇帝也一樣做“唐朝夢”,宋神宗自比唐太宗支持王安石變法并且還將開疆拓土視爲恢復失地,還差點滅掉西夏。宋孝宗比其祖先更狂熱於效仿唐太宗恢復疆域。元世祖也一樣敬慕唐太宗,不但參照唐代恢復了翰林院,而且要求其皇后以唐太宗長孫皇后爲榜樣。元仁宗還要求朝廷將唐太宗《帝範》翻譯成蒙古語。明太祖則在《唐律》基礎上制定了《大明律》。至於明成祖則更崇拜唐太宗了,不但效仿唐太宗治理國家,還經常在廷辯中參照唐太宗做法,而且其靖难之役也可自比玄武門之變。此外,明成祖還支持鄭和下西洋活動,也被認爲是炫耀恢復盛唐光輝之舉。清朝皇帝因爲滿洲和漢族民族矛盾,從聖祖到高宗也一樣經常引用唐太宗來籠絡漢族官員。清末由於被西方列强撬開國門,更多以西方爲榜樣,但到了民國時代唐代文化遺產又被提起來。孫中山還把唐代流行的“蹴鞠”運動引用來鼓勵中國人恢復唐人尚武精神。蔣介石還在其日記中寫,把“收復台灣朝鮮,恢復漢唐固有領土”作爲平生志向。後來毛澤東以蘇聯而不以唐朝爲模範,但是他奠定了“超英趕美”的基調,其繼任者將之延續下來,包裝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一概念是由江澤民提出來的,在習近平這裏也繼承下來。23
從這一角度來看,想象出來的唐代榮光,就像一種疾病,每隔一段時間就要發作一次,也不考慮別國打量它的目光究竟是真心羡慕,還是違心恭維,更何況還有很多對此不屑一顧的國家。即便現在的國際秩序有諸多缺陷,沒有現代國家會覺得歷史上存在的某種國際秩序是合理的。但中國偏偏就沉浸在這種歷史遐想中無法自拔,一再耗費國帑用在巨型“cosplay”上。
從“超英趕美”,到“彎道超車”,再到“遙遙領先”,從始至終都貫徹著同一套邏輯:中國要實現某種榮光,就必須踩在其他國家頭上,一旦實現這種榮光,中國就覺得好像成功復興了大唐盛世。
有關“盛世”的話語在習近平時代重新抬頭,似乎沒有引起學術界注意。不管是“盛世”,還是“復興”,都是一種典型的歷史話語,并不是現代國家需要的東西,也不是現代國家應該有的東西。即便美國人覺得哪一任總統最優秀,其治下美國最强盛,他們并不覺得那個時代就是其他時代無法比擬的“盛世”,其他時代就應該恢復到那個時代去。再者,既然有“盛世”,就有“衰世”、有“末世”,鼓吹“盛世”話語是要詛咒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換一個領導人就走向滅亡嗎?
中國人追求的目標不是小贏,不是大贏,而是要“遙遙領先”,但中國有什麼可以“遙遙領先”的資本嗎?高科技領域逐漸與發達國家脫鈎,靠閉門造車大煉晶片,這樣的國家還有什麽東西是“遙遙領先”的?一種社會性的精神病正在席卷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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