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繼承人難題：確定和不確定的中國

改革開放已經形成了比較連貫的政治邏輯，我們完全可以預見習近平繼任者會怎樣統治中國，並不存在別的可能性。

習近平以後，中國將往何處去？

2018年，習近平政府修改憲法，廢除了中國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從那一年起，追問中國將往何處去的聲音越來越多。

許多人都存在著一種特別矛盾的心態：一方面是對於未來有種一眼就望到頭的壓抑感，另一方面是對於未來不確定性的不安全感也在升高。

事實上最遲在江澤民時代，在宋平向喬石、薄一波、鄧小平等一衆政治元老舉薦胡錦濤之時，這種矛盾的社會心態就已經開始浮現出來了：一方面人們看到了確定的繼承人，另一方面人們也對繼承人寄予了某種期望，比較具體地說，是對改革開放會給中國帶來什麽變化有著各種各樣的想象。這種情況在習近平於十七大被正式確立為接班人之後，又出現了一次。

不僅如此，幾乎每到中共政府換届的時候，社會想象就會發作一次。而且用不了幾年，社會又會幻滅一次，然後又像砸金蛋游戲一樣，期待在下一顆金蛋裏面砸到驚喜。法國《世界報》記者卜光（François Bougon）形容這種情況就像「戈巴契夫綜合徵」（Gorbachev Syndrome）：中國社會就這樣在期待和幻滅之間轉圈圈。1

就此而言，不論中共政府有沒有比較確定的接班人，在人們可以一眼看到盡頭的地方，一定會有一個使人幻滅的存在。

習近平看上去打亂了後鄧小平時代才勉強建立起來的、才趨於正常化的政府更迭形式，似乎確定和不確定因素都較從前大大增加了。我們往往忽視的一個側面是：從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三個時代的中國雖然在政體上出現了較大差異，但是三個時代在執政邏輯上有著内在連貫性。

簡單地說就是，下一代領導人要收拾上一代領導人留下來的爛攤子：既要改革又要避免改革重蹈蘇聯滅亡覆轍，其結果就是三代領導人不約而同地延續混雜了左翼威權主義的新保守主義路線。

波士頓大學政治學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在2000年前後回顧時就注意到，這種在中國發生變異的新保守主義在90年代就開始形成氣候了，胡錦濤時代謹慎保守的特點就是這種新保守主義的自然遞進過程。2

三代中共領導人看上去是代表三個迥然不同的時代氣質，但是在面對改革和存亡危機的時候都延續著相同的政治路線。這種延續性並不是個人選擇的結果，而是有著某種無法抗拒的必然性在其中，或者我們可以説是政治上的「慣性」所致。

到後習近平時代，這種「政治慣性」發生主動轉向的可能性很低。即使出現壓力突變的情況，只要統治集團内部沒有主動放棄政權的共識，這種混雜了左翼威權主義的新保守主義路線還是會延續下去。也就是説，不管是誰接替習近平，我們都可以看見後習近平時代中國政府會怎麽執政。

中國的政治體制在向什麽方向演變？

在中國大陸談論「政體」的時候，人們很容易將「polity」、「regime」、「political system」這三個看起來很相似的概念混淆不清。「人民共和國政權」一直延續到現在，看上去國體沒有發生什麽變化，不像法蘭西前後經歷兩個帝國和五個共和國，但實際上政體經歷過多次變化，政治制度上修修補補就更多。

蕭功秦有一種比較簡單的劃分辦法是分成：毛澤東體制或者社會主義極權體制（蕭功秦將「極權主義」稱作「全能主義」）、鄧小平時代極權主義新政（80年代到90年代初）和後極權主義的新威權體制（1992年以後）。3

並不是這樣劃分沒有道理（這種劃分法反而是接受度較高的一種），而是這樣劃分不但可能抹平江澤民時代與胡錦濤時代政治體制差別，還可能無助於判別習近平時代的政體特點。我們之所以要區分這些時代，恰恰是為了發現這些時代内涵的連貫性。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鄧小平主持的改革開放確實像一個歷史分水嶺，分開了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的差別。事實上，毛澤東時代也並不能用毛澤東體制或者社會主義極權體制來籠統概括，因為毛澤東時代至少也經歷過四個階段的變化，其中1957年反右運動、1962年「七千人大會」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作為關鍵節點分割出來四個不同政治體制特點。在這四個階段中，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個人權威也處於波動不定狀態。其中在1949-1957年，中共政府還屬於過渡政府性質；1957-1962年是毛澤東絕對權威第一個上升期；1962-1966年由於批判大躍進運動，毛澤東權威表面上出現了短暫蟄伏，更准確地說是毛澤東個人權威與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權威出現了短暫分離；1966年以後，中國幾乎陷入了「半政府」和「半無政府」的大動亂——政府一邊在正常運行，一邊又是政治運動鬥爭對象（這時候，政府權威既像繫於毛澤東個人權威之上，又像其個人權威要摧毀的目標）。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中國經歷過一段短暫的華國鋒臨時政府，隨後出現的胡耀邦政府和趙紫陽政府都處在鄧小平強人政治統治之下。但是鄧小平式強人政治又不完全像毛澤東式極權主義，而是與陳雲為首的保守勢力始終保持協商和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接近列寧主義政權的集體領導制度，但掌握實權的政治元老並不是名義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自身權力虛弱，太過於依賴元老政治權威）。這種情況差不多從整個1980年代一直持續到1994年鄧小平和陳雲陸續淡出政治舞臺為止。江澤民政府前期（1989-1994）籠罩在元老政治陰影下，對於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國來説，仍然有過渡政府性質。等到1994年實權派元老相繼引退之後，江澤民就迅速扳倒了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作為其鞏固中央權力的第一步，雖然1992年取消中央顧問委員會就已經在為江澤民鞏固權力做鋪墊了（中顧委元老大多也在90年代相繼去世）。

我們常説的「胡溫體制」有大約50%像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某些時期的雙首長制度，政府首腦跟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角色是清晰分開的，而且政府首腦並沒有被弱化。相比之下，習近平時代就大大弱化和架空了政府首腦。這種嬗變就像民主國家從雙首長制轉變成了總統制。儘管中國並不是民主國家，跟民主國家政府模式也大不一樣，這種較低程度的相似性確實存在。

但胡溫體制並不是憑空跳出來的。要說得更準確一些的話，我們可以說胡溫體制是延續江澤民時代政治體制的結果。江澤民時代最重要政體改革之一，就是1992年將中央權力收歸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將黨政軍權力收歸到總書記掌控之下。可以説胡溫體制既是延續江澤民體制，也是將江澤民體制進一步制度化。但胡錦濤政府明顯要比江澤民政府更加弱勢。江澤民時代高官到胡錦濤時代開始形成了新的元老政治，江澤民看守軍權和江澤民派系把持朝政也是胡錦濤政府相對弱勢的重要原因。

但我們通常忽視的一個情況是：胡錦濤政府弱勢並不是源於制度不利於胡錦濤和溫家寶掌握優勢，而是因為新的元老政治和江澤民派系坐大。反而從制度上看，隨著政體改革推進，中央權威越來越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