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8月24日,日本福島核電站開始排放經過處理和稀釋的核廢水,此舉引起韓中兩國民衆强烈抗議。
有報道顯示南韓民衆最遲6月就開始囤鹽,導致該月南韓鹽價上漲27%。與中國民衆搶碘鹽爲“防核輻射”略有不同,嚴重依賴海鹽和海產品的南韓人,既擔心鹽價上漲,又擔心海鹽輻射超標。
南韓最遲至7月中旬就開始出現抗議人群。8月24日當天,有16名南韓示威者衝進日本駐韓大使館。中國各地雖然沒有形成較大規模反日游行,但在8月24日前後經中國官媒大張旗鼓報道後,中國各大社交平台上反核廢水排放和反日話題開始占據熱搜,這一熱點也席捲到了推特中文圈。
韓中兩國在此次聲討日本的集體行動中,雖然同樣有反日情緒,但表現出完全不同的特點。這樣的情況與韓中兩國不同的民族主義特質有關,而不同的民族主義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也不同。
同樣是民族主義,南韓與中國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地方是,同樣由於歷史問題和島嶼紛爭,都對日本抱有怨恨情緒。要説不同的地方就比較多了。
本文將從反日情緒、保守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三個角度,來比照韓中兩國的民族主義。但光有比照是不夠的,透過比照評估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對於重新認識韓中兩國社會也有重要意義。
1. 反日與仇日
今年3月16日,南韓總統尹錫悅開啓日韓關係破冰之旅。這被認爲是 2011 年以來,南韓總統首次在非國際會議的情況下訪問日本。8月19日“美日韓峰會”固然振奮人心,但是日韓兩國罅隙已久且時有摩擦。
有人把日韓關係稱爲“亦敵亦友”,但兩國關係也被認爲像“曡曡樂”積木游戲,任何一方走錯一步,都可能導致兩國關係直接崩盤。1
2015年,在日韓兩國共同努力下,兩國外長爲修復兩國關係達成了“慰安婦協議”。時任日本外相的岸田文雄,不但代爲轉達了日本首相對慰安婦問題的道歉聲明,還承諾提供10億日元賠償。慰安婦問題一直是兩國關係的定時炸彈,這項協議原本爲了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三周之後,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卻在日本國會稱,證明慰安婦是被强徵的歷史文件不存在。這番言論再次引發南韓民衆怒火,迫於民意壓力,南韓政府致函日本政府,希望安倍首相向慰安婦受害者直接去信致歉,但是遭到安倍首相以已經道歉爲由拒絕。兩國關係再次降溫。2
2018年南韓最高法院判決日本須爲强徵勞工做出賠償,并向涉事的日本企業求償,訴訟律師團甚至上訴要求凍結這些企業的在韓資產。直到2019年,不斷有其他日本企業遭到類似賠償判決。這一系列事件引起日本强烈不滿,遂成爲“2019年日韓貿易戰”導火索,這場貿易戰也使得兩國關係降到1960年以來歷史最低點。
在理想情況下,日韓理論上是可以通過在“慰安婦”和“强徵勞工”等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的,這一目標并非遙不可及,這是日韓關係修好的發展前景。但是日中關係卻沒有一個要達成的目標,兩國既沒有圍繞歷史事件的談判或訴訟,也沒有途徑達成“和平”協議、放下仇恨,所以也看不到日中關係修好的遠景。
雖然韓中兩國都有針對日本方面爭議性行爲的應激反應,比如眼下的核廢水排放問題和2012年“釣魚島購島事件”(再早一些還有“中國漁船與日本巡邏船釣魚島相撞事件”),與南韓圍繞具體歷史議題向日本尋求道歉和賠償引發的反日情緒不同,中國的反日情緒主要不是圍繞訴訟和求償,而是主要基於歷史教科書和媒體煽動。
儘管“南京大屠殺”成了日中兩國關係邁不過去的坎,但是日中兩國之間,并沒有出現像韓日之間圍繞“慰安婦”和“强徵勞工”歷史展開的長期訴訟和公開政治鬥爭。“南京大屠殺”更多是作爲一種政治宣傳工具,在中國政府對日本政府某些舉措表達不滿時,中國媒體和自媒體會不斷重複强調“南京大屠殺”和“第二次日中戰爭”(中國稱爲“抗日戰爭”)歷史,來傳播仇日情緒。即便中國媒體和民間不斷有聲音發出來,要求日本道歉認罪,但這種做法與圍繞曠日持久的訴訟和政府公開鬥爭來爭取道歉和賠償,還有很大區別,因爲後者目標更清晰、更具體、也更務實一些。相比之下,中國的仇日情緒比較容易抽象地集中在歷史問題上,并且宣傳層面遠大於兩國政府的公開政治鬥爭。
另外,中國沒有集會自由,也沒有反對黨與執政黨之間的公開黨爭。中國自2012年爆發大規模反日示威以後,很少出現成規模的反日示威。南韓則不同,反日示威經常爆發,而且南韓左翼政黨通常持更强硬反日立場。就在這次核廢水排放問題是,南韓反對黨就公開站出來煽動民意反對日本。相比之下,中國民衆接收更多的是通過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傳播的抽象仇恨。中國頻頻爆出“抗日神劇”也反映了民衆一般社會心理,儘管引來普遍嘲笑和反諷,但是這類神劇仍然擁有較大市場。
中國沒有反對黨,這意味著中國社會仇日情緒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可逆的,而且中國在2010年以後,國家領導人再沒有在非國際會議的情況下訪問日本,兩國也沒有出現關係回暖跡象。
但是南韓不同,南韓的右翼政黨通常是持親日立場的。南韓立國後,受美國政府扶持,原先與日本殖民政府合作的韓國人(不一定是“韓奸”)大量留任於新政府中,與從北韓南逃下來的基督教群體,組成了南韓主要的保守黨勢力。而先前最激烈反對與殖民政府合作的左翼分子則組成了南韓左翼政黨勢力,雖然在冷戰期間長期受到打壓。2021年,有研究者注意到,出於對文在寅左翼政府不滿,南韓年輕族群越來越趨向於保守化,3 這間接預言了2022年尹錫悅右翼政府的勝利。尹錫悅當選前,有觀察者發現20多嵗年輕族群和60嵗以上中老年族群傾向右翼政黨更多一些。4
文在寅政府與同爲美國盟友的日本疏離,卻與中國和北韓走得很近,但這種狀況是可以被反對黨糾正的。但中國的反日傳統很難被糾正。中國政府中嚴格來説不存在親日派,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日中關係時好時歹,與其説是受到親日派影響,不如説是務實派占據主流:因爲跟日本融冰的同一派人,也操縱了2005年、2010年以及2012年三次全國性大規模反日示威,其中中國政府對日本態度是强硬而不是妥協,甚至還有點故意無事生非、大驚小怪。2013年以後,中國再沒有爆發大規模反日示威,并非是中國政府對日立場有所軟化——因爲在長達10年時間裏,中國領導人也不再對日本進行專程國事訪問——而是在此期間中國加强了社會高壓,而日中關係一直處在谷底。由於缺乏反對黨,中國政府的反日傳統很難得到糾正或平衡,尤其在相對更加務實的改革派逐漸銷聲匿跡以後,中國政府也跟著放棄在日中關係上的務實做法,而反日傳統頑固依舊,并不存在一個類似反對黨的機制性平衡力量來牽制反日潮流。
因此,可以説,在面對日本事務時,南韓的民族主義勢力可以受到正常政黨輪替調節,民間的反日情緒通常是有具體目標的,但是不一定同時體現在政府外交工作中,比如“慰安婦”和“强徵勞工”問題體現在政府外交中,但日本核廢水排放卻沒遭到南韓政府强烈外交抗議。中國的情況就不一樣:中國的反日情緒長期以來是失控的,不管是民間還是政府,即便是務實路綫主導的改革派政府,沒有第二股力量牽制或駁回反日潮流;其次,中國的“反日”情緒更接近“仇日”,與南韓根本不同,“仇日”不需要有具體目標,任何的抽象理由都可以用來煽動仇恨。雖然韓中都采取同種抵制日貨、鼓吹國貨策略,甚至韓國人在某些行爲上比較過激(比如斷指、剖腹、自焚),但是“仇日”比“反日”更危險、更不可預測、也更不可逆,在缺乏平衡和牽制的情況下,仇恨還更容易引發國際衝突。
在理想情況下,日韓理論上是可以通過在“慰安婦”和“强徵勞工”等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的,這一目標并非遙不可及,這是日韓關係修好的發展前景。但是日中關係卻沒有一個要達成的目標,兩國既沒有圍繞歷史事件的談判或訴訟,也沒有途徑達成“和平”協議、放下仇恨,所以也看不到日中關係修好的遠景。而且對仇恨來説,報復才是唯一目標(不管是抽象的,還是具體的)。相比之下,汎汎地要求日本認罪、道歉是達不到任何目的的。即便日本政府通過公文和電視講話正式道歉、一再道歉、反復道歉,中國民衆仇日目的就達到了嗎?如果日本政府那樣做,中國方面提出任何有理無理的要求,日本都須無條件滿足,否則日本就是道歉態度不誠懇,就等於是不認罪,然後中國又再要求日本認罪、道歉……如此反復。這種用歷史屈辱來要挾日本的做法,不是一種正常心態:日本歷史上犯了罪,不等於世世代代要做牛做馬來贖罪,這不是平等的國際關係。
所以,事實上韓國采取的策略更可取一些,反而是爲將來修好韓日關係指明目標。但是中國采取的抽象而且模糊的策略是不可取的,也非常不利於日中修好關係。在中國社會流行一種觀念——“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但這種觀念是很扭曲的。事實是:放不下仇恨,也做不了朋友。而且懷抱著功利態度去交朋友的人,交不到任何真朋友。再者,根據民主和平論,英美等民主同盟之間,要再演變成敵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這種功利主義觀念根本就站不住脚,用功利主義態度來交朋友,最終結果只能是鷄飛蛋打。日韓關係反反復復與日中關係反復無常,有本質區別。
這種用歷史屈辱來要挾日本的做法,不是一種正常心態:日本歷史上犯了罪,不等於世世代代要做牛做馬來贖罪,這不是平等的國際關係。
2.保守主義
近年有南韓學者注意到,南韓的左右翼跟進步保守之分,已與成熟民主國家常見的分野略有不同。南韓進步派政黨大致相當於西方國家的中左翼,并且要比西方國家更保守;而南韓的保守派政黨大致相當於西方國家極右翼頑固派。也就是説,南韓政治普遍要比西方國家保守。5
這種保守主義特點使得韓國兩翼都有鮮明民族主義傾向,區別在於對敵友的識別不同:左翼親中國和北韓,疏遠美國和日本,致力於在地緣政治上藉助中國影響力和獨立的對朝鮮政策,來平衡美國和日本對本國政治影響力,增强國家在經濟和外交上的獨立性;與左翼不同,右翼將共產主義視爲威脅南韓存亡的首要大敵,因此在政治上親近美國和日本等盟友,希望通過加强與美國和日本通力協作,抑制中國和北韓對本國民主政治之威脅。相比缺少民族主義色彩的美英等國左翼政黨來説,南韓左翼政黨確實有保守主義傾向,而且其親近的中國與北韓雖有共產主義之名,其激進程度較之革命時期已經大打折扣——這也是守成型共產主義的通病:以追求進步和革命爲目標的共產主義政黨往往在奪權成功後,進入守成時期,在此期間,其激進主義傾向逐漸轉變爲最爲頑固的保守主義(這種頑固不化是指針對專斷權力、抗拒變革、敵視民主主義和普世價值而言)。南韓左翼政黨親近中國和北韓這類保守主義國家,不一定是意識形態上接近共產主義,而更多是跟他們一樣:認爲美國和日本對本國獨立自主權構成最大威脅。
中國的民族主義也跟保守主義政治也有極大關聯。
清華大學秦暉提出的“尺蠖效應”理論,剛好説明中國大陸缺乏現代國家最常見的左右翼之分。這一點跟南韓情況相像:中國共產黨政府内部的左派和右派都有保守主義傾向。但中國的情況卻是:左派得勢,則自由受損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勢,則福利喪失而自由未必增進;左派要擴大政府權力,右派則推卸政府權力;左傾路綫侵犯私有財產而公共財富未必受保障,右傾路綫則公共資產嚴重流失而私有財產未必受保護。比起西方國家來說,中國的情況看上去是:左派不進步但未必不保守、右派不保守卻未必進步——主導改革開放的反而是右派政府和政府裏的右派,而左派政府和政府裏的左派反而被認爲是保守派。因此改革開放作爲最重要分水嶺,是區分中國政治左右傾向的最重要標尺。
但中國的保守主義政治并不是與自由主義相對而言,雖然改革開放確實促進了滋生自由主義思潮,但是自由主義幾乎從未上升到政府層面,并未成爲政府執政路綫的一部分。中國的保守主義政治,其首要特點“左派不進步但未必不保守、右派不保守卻未必進步”,首先是基於改革開放而言的,這與民主國家有根本區別。1992年,鄧小平提出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以後,中國政府不論左右派都將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和國情論(Chinese exceptionalism)作爲保守主義政治底綫。在整個1980年代,由於左派爲改革開放樹立了重重禁區,右派政府並沒有要把經濟改革和政府改革推進到自由主義的程度,雖然在社會上滋生了自由主義風氣,並差點在1989年把共產黨政府推翻。經過重新調整後,國情論和特殊主義開始有意識地限制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將普世價值和民主理念作爲改革不可觸動的底綫或目標不同,基於國情論和特殊主義理念上的改革是實實在在的保守主義政治,因爲它們强調的是孤立性而不是普遍性。
爲了對抗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所倡導的普世價值(universalism),中國的理論家們從新加坡移植過來一種汎亞論——有荷蘭社會學家提到,這種汎亞論與日本帝國時代鼓吹“大東亞共榮圈”的區域主義理念非常相似6 ——與文化特殊主義結合,就產生了中國例外論、中國國情論這種東西。北京大學趙敦華教授批評將普遍主義(universalism)與西方中心主義混淆的做法,認爲中國的文化特殊主義鼓吹者犯了“关于本质的发生学教条”(genealogical dogma of essence)謬誤。7 這就像是把“指出問題的人”跟“問題”本身混爲一談,即便“指出問題的人”違法或者不道德,并不等於他指出的“問題”必然不是事實。因爲“一種價值觀或知識的普適性,不但與產生它的文化優越性無關,而且與它是否具有普遍本質的問題無關,甚至與它是否正確也無必然關聯”,趙敦華進一步指出普適性指向的是事實,“一種價值觀或知識有沒有普適性,與其説是一個理論問題,不如説是一個實踐問題。所謂實踐問題,是說普適性在實踐中實現了的事實。”8 也就是説,不管是國情論、還是文化特殊主義,都以反對西方中心主義爲藉口,抗拒普世價值。儘管現代國家和現代國家理念均誕生於西方,中國卻相信奠基于自身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的當代中國政治可以不受現代國家理念的影響,并且把這些國家理念都斥之爲是“西方的”,不符合中國國情。但是南韓、日本和台灣卻能很好嫁接現代國家理念,並沒有因爲這些理念來自西方國家,就水土不服、不符合自身國情了。同樣是東亞國家,既然汎亞論强調區域殊異性,爲什麽韓、日、台又不是例外了呢?
强調文化殊異性,並以此抗拒普世價值,這不但是中國特色的保守主義政治,還是一種孤立主義政治。中國强調獨立自主和不結盟,事實上也具有孤立主義特點。中國在俄烏戰爭中持親俄中立立場,其實也顯示了某種孤立主義傾向,事實也造成了自身的孤立:不但引起西方國家警惕,跟俄羅斯的關係也沒有像公開宣傳那樣更進一步(而且俄羅斯在遭遇瓦格納兵變當天首先緊急聯絡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伊朗,並沒有向中國緊急求助的意思)。中國在俄烏戰爭中并沒有像土耳其那樣承擔最重要的調解角色,不管是糧食協議、還是俄烏談判,都與中國沒什麽關係,即便中國積極地做出促和舉動,但是沒有説服任何一方,也沒有徵得西方國家信任。2022年,國際社會對中國調停俄烏戰爭抱有極高期望,後來不了了之。這不僅僅與中國實際地緣政治考量有關(也就是説中國其實并不希望戰爭儘快停火),也與中國實際上太缺乏地緣政治影響力有關,也就是説中國其實并不像西方國家想象那樣有影響力。因爲中國外交政策的内核仍是孤立主義,奉行這種政策必然結果就是孤立。中國在强調内循環經濟的時候,事實上已經陷入國際孤立困境之中了。這種孤立困境,在最初動機上就是孤立主義政策導致的惡果。
對比中國與南韓的保守主義政治,南韓的保守主義在反共產主義與尋求外交自主權之間擺蕩,中國保守主義政治則不論左右皆受限於文化特殊主義和國情論、反對普世價值,最終走向了孤立主義并且陷入國際孤立的風險正在增加。與韓國不同,中國的保守主義首先是一個經濟概念,其次才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這是因爲其誕生背景就是中國的經濟改革。
中國給人的感覺是,不但文化上趨於固步自封,社會也處於半封閉狀態,絲毫沒有像其外表呈現出來的現代國家氣質,可以説是:徒有其表,而無其裏。
3. 文化民族主義
2016年,有研究者提出,新世代南韓年輕人民族主義觀念發生了新變化,經歷了從族裔民族主義(ethnic-nationalism)向全球化的文化民族主義(globalized cultural nationalism)轉變。就民族主義作爲受情緒支配的社會運動而言,南韓年輕人對南北韓民族認同感熱情大跌,取而代之的是爲南韓自身現代化、世界性和國際地位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身份認同。9
2010年一項調查發現,70%南韓年輕人對文化傳統缺少興趣10 ——這與許多人眼中傳統而且保守的韓國似乎不一致。韓國電影、韓劇、韓流文化以及次生的飯圈文化之興起,其實最初并非是盯著世界市場爲目標,而是爲了投合南韓年輕人對韓國文化傳統現代化改造的市場趣味。11 南韓年輕人表現出來的激進民族主義,并不是單純爲捍衛韓國文化傳統,而是爲捍衛經過現代化改造的文化傳統——捍衛的是其中令南韓人最引以爲傲的文化傳統的現代性。南韓在流行文化上大獲成功,不但輸出到東亞、東南亞,也輸出到文化强勢的歐洲和北美,不但與好萊塢接軌,還成爲堪與好萊塢比肩的重要文化現象,這不能不說是現代化和文化開放帶來的巨大成就。相比而言,印度寶萊塢雖然也是按照比肩好萊塢的標準來打造,但是其民族文化傳統并沒有經歷很好的現代化改造,在世界各地的流行程度,難以與韓流或好萊塢文化比肩。南韓人對國家現代化改造的狂熱延伸到社會各個角落,連作爲主食的米飯和重新流行起來的梨花酒(막걸리),都有經歷過現代化改良。12 研究者還指出,當代南韓年輕人熱衷現代化的文化傳統是爲更好地適應外來文化、融入現代人生活方式,而不是爲著自我陶醉。13 單就文化現代化改造而言,南韓正在經歷大正時代的日本(這裏沒有向昭和時代過渡的意思),是一個在努力追求現代化改造、努力開放自己并從各個方面與國際接軌的東亞國家。
與此同時,南韓年輕人也在積極融入世界。南韓跟現在中國一樣,都出現了年輕人“内捲”現象。年輕人爲了增加自身在職場中的競爭力,不但重視大學教育(包括高比例的海外留學),而且不斷提升自身的加分項——用時下流行韓語來説就是提高自己的“스펙”(specifications)——甚至連整容風氣和嚴格自我管理,也都跟增加加分項有關。澳洲國立大學 Emma Campbell 博士還注意到,“스펙”也成爲外國人融入韓國族群認同的重要參照物,而缺少這類參照物的北韓人卻不在南韓文化認同之列。14 此外,年輕人對外國文化產品及時尚品牌的推崇,以及對於教育、環保、民主、社會事業、海外發展及救助等公共議題和社會運動的强烈參與感,都爲南韓積極融入世界,去除與西方文化隔閡,提供了極大助力。15 以至於南韓人對西方的文化隔膜,遠遠地對於對北韓的文化隔膜,在認同感上也大相徑庭。
南韓學者韓吉洙(한길수)在“全球化的文化民族主義”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精心計算的民族主義”(calculated nationalism),强調平民民族主義觀念中已融入了强烈的個人主義色彩,越來越突顯個體利益在民族國家扮演的重要角色。16 個人主義跟已融入日常生活的民族主義并行不悖,這與中國强調犧牲個體利益和壓抑個人主義的民族主義恰恰相反。
在大量有關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中,研究者或者探討中國民族主義發生媒介,或者探討其主要參與者,或者將之納入到社會心理或歷史解釋框架中。
比如賓夕法尼亞大學楊國斌教授在談到當代民族主義問題時說,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與官方鼓吹的民族主義有著曖昧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是官方誘導和宣傳的結果,比如“帝吧出征”所代表的賽博民族主義(cyber nationalism),就是當代中國平民民族主義的典型形式,是直接受官方誘導的結果。17 萊頓大學中國研究專家 Florian Schneider 則認爲,除了政治權威之外,企業和個人以及所有從參與民族主義中獲益的個體或組織,都參與塑造了中國的民族主義,這種串聯通常是經由電子信息技術(也就是互聯網)來實現的。18 邁阿密大學李紅梅副教授也强調互聯網在組織、動員、引導和塑造當代中國民間民族主義方面有至關重要作用。19 這種民族主義主要圍繞中的領土和主權,在遭到(潛在)挑戰的情況下產生應激反應;有這種民族主義觀念的人,往往基於文化認同和情感聯係展開集體行動。20
如果對比 Emma Campbell 提出的文化民族主義闡釋框架,雖然中國人在很多方面都跟南韓人很像,也在積極推進現代化、積極接觸世界,也通過優秀的華人精英來改善中國形象,但是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適應進程顯然沒有南韓成功。
比如中國電影屢屢創下電影史票房“奇跡”,哪怕對好萊塢這樣的强勢文化來説也像天文數字,但是像《長津湖》《你好,李煥英》《戰狼2》《流浪地球》《滿江紅》這類在中國大受歡迎的大片在國際上幾乎沒有影響力,票房集體撲街。法國中國電影史專家、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 Louisa Prudentino 教授說:“這些(中國)電影太本土、太中國味,很難在其它市場取得成功。”21 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國影視製作并沒有像南韓一樣達到國際水準,也沒製作出像《魷魚遊戲》(오징어 게임, 2021)這種在94個國家引起爆炸性播放量的成功作品——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魷魚游戲》本身就是南韓與Netflix成功合作的結果,也就是說,是南韓積極融入世界的成果。與之相比,相對封閉的社會環境中生產出來的中國文化製品更像是自言自語。
南韓在文化改造和融入世界上的努力和成功,恰恰反襯出中國在這方面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這也跟中國社會的開放程度有直接關聯。南韓在改造自身傳統文化時,并不像中國那樣滿足於自我陶醉和不管接受環境一味向往灌輸。中國人引以爲自豪的東西并不是在國際上獲得普遍認可的東西,而是憧憬於坐井觀天的文化自大和文化傲慢。中國的現代化改造結果,除了高樓大廈林立,沒有批判性改造自身的傳統文化,反而是復活了與時代格格不入的文化傳統,更加惡劣的是,還涌現了一大批捏造中華中心主義的“僞史派”學者——這些人被揶揄成“戰狼學者”——和打著“國學”旗號的僞學大師。中國人在精神上不但沒有實現現代化,反而越來越保守。自稱繼承了“五四精神”大統的中國人,恰恰走到了“五四精神”對立面,變成了儒教傳統的招魂術士和衛道士。在科學至上主義狂熱之下,自稱繼承“五四精神”的中國人還對民主制度和民主價值嗤之以鼻。諸多方面顯示,中國在融入現代社會和國際社會上的努力,即便不至於慘敗,也遠遠不到成功的時候。
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自豪感主要是灌輸和煽動的結果,是一種坐井觀天的樂觀主義情緒。這一點與南韓完全不同。此外,南韓民族主義中强烈的個人主義傾向也是中國沒有的。中國不但在官方話語中鼓勵個人犧牲和打壓個人主義,其民間盛行的功利主義觀念“爲大多數人利益犧牲少數人的利益”不但漠視個體利益,還主張犧牲個人主義。
中國給人的感覺是,不但文化上趨於固步自封,社會也處於半封閉狀態,絲毫沒有像其外表呈現出來的現代國家氣質,可以説是:徒有其表,絕無其裏。中國政府雖一再强調開放,但恰恰是因爲不夠開放才會反復强調開放,韓國那樣的開放社會反而是不會這樣說的。中國所説的開放,主要指的是引進外資,而不是引入公平競爭和不同於中國本土文化的普世價值。相反,中國加緊收縮社會輿論空間,加緊言論和出版審查,用防火墻隔絕了互聯網,把中國互聯網變成了局域網,還嚴密監控國際組織和取締非政府組織,而中國年輕人之所以主要在互聯網上發表民族主義豪邁情緒,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爲中國政府不允許年輕人關心公共議題——絕大多數中國年輕人沒有機會參加有關公共議題和有關國際關切的社會活動,這一點與韓國年輕人也判然有別。即便中國留學生群體極其龐大,但中國留學生或者沒有成功融入外國文化(被諷刺為“背井離鄉”),或者在融入外國文化以後(因爲中國的專制主義)轉而與中國爲敵——至少在中國政府和民族主義分子眼中,是以中國爲敵。不僅如此,中國在推動“大外宣”,透過海外平台輸出中國的文化和觀點時,通常還只滿足於傳達官方宣傳和模式化的宣傳文本,一味自言自語。22 這給人一種感覺,中國既不在乎接受環境,也不在乎接受對象,只一味自言自語地介紹自身文化,既不能產生説服力,還引起適得其反的效果。
中國人基於領土和族裔認同的半封閉的民族主義觀念,與北韓幾乎一模一樣,都與時代格格不入。而台灣與南韓在形成自身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方面也非常相似,這也是台灣和南韓能夠積極融入世界和現代國家文明的重要原因之一。
4.小結
經過從反日情緒、保守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三個角度考察,韓中兩國各自表現出不同的民族主義特點。本文作者認爲,南韓在反日情緒上采取的清晰化策略是有助於修繕韓日關係的;相比之下,中國基於煽動和灌輸的歷史仇恨沒有指向清晰的目標,非常不利於改善日中關係。南韓保守主義政治在反共產主義與尋求外交自主權之間擺蕩,既保守又開放;相比之下,中國的保守主義政治則基於國情論、文化特殊主義,反對普世價值,導致自身逐漸陷入孤立主義困境。南韓的文化民族主義與南韓成功開放互爲表裏;相比之下,中國固守趨於僵化的狹隘民族主義觀念(即族群民族主義),既是灌輸和煽動的結果,也是全民共謀的結果,還是一種坐井觀天的樂觀主義,不但壓制個人主義和犧牲個體價值,還無助於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因爲當代中國文化不但沒成功實現現代化改造,還一味自言自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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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 2021年7月8日. “中國電影票房超過好萊塢,但電影形勢非常困難.” Accessed on August 28, 2023. https://www.rfi.fr/tw/專欄檢索/特別節目/20210708-中國電影票房超過好萊塢,但電影形勢非常困難
Kingsley Edney, Stanley Rosen and Ying Zhu ed. 2019. Soft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Campaign for Hearts and Min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