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民主轉型失敗教訓與中國的未來

為什麽俄國民主轉型失敗？民主轉型成功要哪些條件？中國應汲取什麽教訓？

十月政變

1991年9月21日晚間，俄國總統葉爾欽（Борис Н. Ельцин）突然發表提前錄製的電視講話，在俄國國内所有電視臺同時轉播。1

葉爾欽宣佈將下達「第1400號總統令」。總統令要求解散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設機構聯邦最高蘇維埃，重新設立兩院制議會，並擬於12月初進行議會大選，新議會將重新審訂新憲法；在新議會和新憲法產生之前，所有行政、立法、司法工作將統一由總統和政府行政命令作為指導。

與此同時，總統宣佈，切斷聯邦最高蘇維埃大樓（俗稱「白宮」）所有電話通信設施，包括政府内部電話系統。

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隨即緊急召開會議。一時間，議員、記者和政府官員（包括葉爾欽的副總統）全都向白宮跑去。根據現行俄國憲法，總統如解散合法選舉而成的議會，總統權力也隨之解除。

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當即宣佈副總統魯茲柯伊（Александр В. Руцкой）接替總統職務。差不多同時，憲法法庭也在緊急召開，最後裁定葉爾欽「第1400號總統令」違憲並認定其行為構成解除其職務的充分理由。

總統跟議會的鬥爭已經撕破臉皮。現在兩個總統都在爭取跟軍方支持，但是軍方既不願與政府開戰，也不願跟議會開戰，而是對兩邊都采取拖延和磨蹭的做法。

儘管如此，有消息稱議會第二天就已經在給支持者發槍了。看來議會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2

9月24日，内務部安全人員（МВД）和特警部隊（OMOH）已被部署到白宮外圍，并於次日開始封鎖相關區域。情況已經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俄羅斯來到自1922年内戰結束以來的最危險時刻。

最終，在10月3日和4日，發生了著名的「炮打白宮」事件。

但是俄羅斯聯邦並沒有爆發内戰。根據當時情況來看，也不大可能爆發内戰。因為不論是葉爾欽政府，還是反對派主導的議會，都不得人心。絕大多數莫斯科人都抱著看熱鬧心態看兩邊升級衝突：他們沒有要捍衛任何一方的意思。甚至在交火期間被流彈或彈片打死打傷的莫斯科人也主要是來看熱鬧的。

「十月政變」濃縮了俄羅斯民主轉型以來遭遇的最致命的幾個問題。深入剖析其中前因後果，我們會發現，這些問題不都是俄國特有的問題。俄國民主轉型失敗的關鍵因子，也同樣存在於中國社會。這些因素不但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關鍵障礙，還可能同樣造成中國民主轉型失敗。

儘管「民主轉型」對於處在習近平主義政治高壓下的中國來説，還是遙不可及的事情，不過這並非是要用撬動地板來達到撼動大廈的效果。假如對一些個問題視而不見，將來走在歧路上漸行漸遠也不自知。

俄國市民社會出了什麽問題？

讀者已經注意到，在「十月政變」中出現了一些奇怪現象：普通俄國人對於激烈的政治鬥爭態度十分漠然。這是市民社會政治參與程度極低的表現。9月29日，堅守在議會的反對派領袖聲稱外面有30萬莫斯科人舉行抗議活動，甚至抗議浪潮已經席捲全俄羅斯，這些情況並不是事實。3 假如真有那麽多人上街抗議， 議會不至於輸得這麽慘，甚至還可能反敗為勝。但是就算議會得勝，俄國民主就算保住了嗎？

俄國轉型期遭遇的混亂比想象的要複雜很多。民主派動用破壞民主的手段強推改革造成天怒人怨，反對派利用議會惡性鬥爭阻撓民主派強推改革也未必就是捍衛民主和法治。反對派陣營模糊而且混亂，主持改革的民主派陣營也好不到哪裏去，而且葉爾欽的主要政敵幾乎都是原先的盟友。改革名義上是由民主派主持的，但是這些主要脫胎於舊官僚系統（nomenklatura，也稱黨管幹部）的改革派，專制程度跟蘇聯習氣沒有本質區別（反對派也一樣具有這些特點）。代表反精英派的「民主俄羅斯運動」，也許是最可能連接政治和市民社會的環節，但是不僅沒能夠掌權，還沒有參與民主改革，甚至也沒有辦法對葉爾欽政府製造一些壓力。儘管總統和議會都自認為代表人民，人民卻跟政治嚴重脫節，沒有在民主轉型期扮演角色。

根據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發佈的統計，到1995年，只有40%國會議員、25.7%政府官員、25%總統幕僚、17.7%地方領導層官員并非出身於蘇聯時代舊官僚系統。4 也就是說，主持俄國民主轉型的差不多還是前蘇聯舊官僚系統的原班人馬。

「休克療法」改革總設計師、曾出任代總理並主持改革的蓋達爾（Егор Т. Гайдар），也一樣抱怨這種情況。他說俄國並不能被視為民主國家，因為很大程度上官僚系統還是蘇聯時代老樣子，雖然有一點點開放，而且只開放了一小段時間，就很快吞沒了真正的民主派官員，又重新回到老路上去。5

改革跟市民社會脫節的情況，還是新官僚階層刻意追求的效果。原先打著爭取社會正義和捍衛人民權利的民主鬥士，一旦躋身權力階層，就迅速支持舊官僚傳統和享受特權。政治人類學家哈扎諾夫（Anatoly M. Khazanov）說，後蘇聯時代的上層官僚甚至有意回避公共政治，盡最大限度將政治與社會割裂開來。6

哈扎諾夫比照波蘭和匈牙利等國民主轉型時注意到，這些國家共產主義政權崩潰是政治精英和反精英派，在舊政權精英被挫敗的情況下，通過政治談判達成共識的結果。這就意味著這些國家在建立民主制度的初期就形成了有效的分權制衡制度。於此同時，政府和行政部門的人員、機構和制度也出現較大幅度更新換代。俄國轉型不是強加、也不是協商的結果，而是内鬥導致統治精英權力失衡的結果。在許多極權主義結構還沒解除、國家制度還沒有效變更的情況下，沒有任何有效手段阻止原先的統治精英換個身份繼續統治俄國。7

也就是説，俄國轉型之初就出現了權力失衡，在沒有建立有效分權制衡制度的情況下，依舊由原先的官僚系統統治國家，許多制度都還是沿用蘇聯的。蘇聯習氣最致命的一個特點就是過度依賴人治和輕視分權制衡跟法治，這一點也被葉爾欽的俄國幾乎原封不動繼承下來。從舊官僚搖身一變化身「民主派」的新官僚急於在新政府謀取權力，既沒有操心根本制度性變革，也沒有利用公衆支持建立民主政黨組織。哈扎諾夫諷刺這些人是「發過毒誓的無神論者，沒在教區當過一天普通教民，忽然搖身一變做起主教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