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義、暴力社會和中國的社會戾氣

犬儒主義怎麽跟暴力社會和社會戾氣扯上關係的？

前蘇聯政治學家格里高利·阿爾巴托夫（Георгий А. Арбатов），曾為五任蘇共總書記擔任顧問，他在蘇聯解體後懺悔說：

「我不得不說，所有曾經相信赫魯曉夫，曾經因為他在二十大黨代會上講話以及因為他大膽揭露斯大林而激動不已的人，本該更勇敢一些。這是我們的原罪。我們本不應該讓自己被嚇倒；我們本不應該害怕惹上麻煩（特別是後果並不會像以前那樣可怕）。我們本應該更清楚地認識到，國家正在緩慢滑向深淵。絕大多數人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勇氣（或許過去[有關斯大林時代]的記憶壓在每個人心頭），包括那些按當時標準來說並非懦弱的人也是如此。」1

阿爾巴托夫感慨說，在戰場上勇敢跟在社會上勇敢不是一回事。戰場上的英雄，在面對自己上司的時候，經常會變成膽小鬼和循規蹈矩的懦夫。2

中國社會學家徐賁在評論阿爾巴托夫這段感慨時說：「其實，蘇維埃人與其説是變成了『懦夫』或『膽小鬼』，還不如說是變成了犬儒。」3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教授周濂在比照古典犬儒主義與現代觀念時說：

「如果說古典的犬儒主義是憤世嫉俗，那現代的犬儒主義就是玩世不恭；如果說古典的犬儒主義是特立獨行，那現代的犬儒主義就是裝傻充楞；如果說古典的犬儒主義是離經叛道，那現在的犬儒主義忍辱偷生。我們還可以找到很多類似的對比詞匯，比如古典的犬儒主義是批判傳統、反抗權力，那現在的犬儒主義就是狗茍蠅營。如果都以『狗』這個意象來形容古典和現代的區別，古典的犬儒主義是『野狗』，現代的犬儒主義則是『家犬』——徹底被馴服了的、能夠與主人進行良好互動、從中獲得他想要得到的東西的家犬。這是一個巨大的差異。」4

如果説周濂認識的現代犬儒主義的突出特點是馴服、苟且偷生和投機鑽營，徐賁的犬儒主義概念還要再多出一層「快樂木偶」的意思。

再往前追溯，《北京之春》雜志主編胡平認為中國社會流行兩種形式的犬儒主義：一種是中國共產黨「為權力而權力」的犬儒主義，是理想主義和犬儒主義的奇特折衷，而其之所以高度理想化，源於其對人性現實的犬儒式認知；另一種是民衆根源於恐懼的犬儒主義，其典型特點是：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掩飾對極權社會之恐懼，進而將屈從於權力合理化。後面一種盛行於社會的犬儒主義又分為玩主型犬儒主義、避世型犬儒主義以及憤世型犬儒主義。5

結合胡平的各項觀點來看，他認為中國的犬儒主義一方面有種烏托邦色彩（包括憤世型犬儒主義也被認為有理想主義特點），另一方面與周濂和徐賁一樣有「假裝服從權力」的特點。

德國哲學家彼德·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Kritik der zynischen Vernunft, 1983）一書中，還注意到1960年代（西歐尤其是德國）啓蒙主義破產導致的悲觀和幻滅，也深深影響了當代犬儒主義。6 事實上，現在中國社會流行的犬儒主義同樣有這種特點。

不僅如此，中國社會流行的犬儒主義還因為幻滅，滋生出一種凶暴的戾氣。這種戾氣與表面上「假裝服從權力」並不矛盾。雖然我們通常認為犬儒主義有種安於現狀的特點，但中國社會流行的犬儒主義同時也有種破壞現狀的傾向。這是許多犬儒主義研究者沒有意識到的地方。

中國社群平臺和媒體最近越來越常出現一個高頻詞匯：戾氣。幾乎很少有學者認真對待這個問題。儘管大家都在討論，但人們對戾氣知之甚少。西方學者也許注意到了同樣的問題，但「戾氣」這個詞是很難精確轉譯到其他語言的。語言方面的難度也使得這方面研究更加鳳毛麟角。

中國人常說的戾氣，不僅指一種凶暴氣質，同時還指一種易怒傾向。與此同時，戾氣也暗示一種容易激進化、容易極端化的傾向。比如有時是可以溫和解決的瑣事、或者甚至根本不是個問題，第一反應也要拔刀相嚮。這種情況在中國近年刑事案件中尤其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