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看見有人表達對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厭惡情緒，但心安理得接受了其中的歷史決定論，甚至可以說連他們的反對意見都是被歷史決定論塑造的。
中國人至今也沒有克服歷史決定論，歷史決定論就像一種牢籠：人們一邊批評牢籠，一邊扛著牢籠到處走動。
歷史決定論不僅是一種宿命論，還是一種憤世嫉俗的悲觀情緒，尤其在六四慘案這樣的集體創傷之後，歷史決定論還變成了普遍的社會心理障礙和普通人自己給自己設置的禁閉室。
歷史決定論是個什麼東西呢？哲學家們對它的批判太多，簡單來說，以往人們更側重歷史決定論過度強調對人類理性的極端迷信，過度迷信歷史必然性，對於中國人來說則表現為對歷史周期的過度迷信……這些情況都在給極權主義創造生存土壤。
現在我們注意到中國社會的歷史決定論發生了新的演變：它從極端的理性主義跑偏到了另一個極端：極端不理性。一方面人們毫無實證依據地假設中國仍然沒有走出以往的歷史周期，另一方面人們想當然相信某些專屬於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他們都憤世嫉俗地認定：改變現狀沒有可能，讓現實繼續爛下去最好，反正歷史周期還要再循環，反抗沒有意義。
現在，歷史決定論形成了一種密閉的觀念空間，一切試圖向其中滲透的努力、一切想要打開人們心結的努力、一切試圖引導人們解放思想的努力，都會引起激烈抗拒。這倒不是說他們對現狀很滿意，也不是說他們支持維持現狀，恰恰相反：他們對現狀極為不滿，但是對任何改變現狀的努力也持同樣的攻擊態度。
這些群體的心理就像集中營幸存者，暴力已經徹底摧毀了他們的自尊和自信，他們連看人的眼神也閃躲不定，除了囤積食物，在他們的余生中仿佛只剩下無窮無盡的軟弱、怨恨和自暴自棄。除了囤積食物，他們不相信一切善意，不相信這個世界除了食物以外，還有其他有價值的東西。
你要把余生都活在自欺欺人中嗎？
以賽亞·伯林在《論歷史不可避免性》中猛烈批評濫用歷史決定論的傾向，還有將科學決定論跟歷史混為一談的傾向，還有將對歷史的回顧性解釋合理化的傾向，還有對歷史目的論的迷信（中國流行的「歷史循環論」也是歷史目的論的一個變種），以及歷史決定論對道德責任感的嚴重破壞。這些情況在今天的中國問題同樣嚴重，甚至汎濫成災，變成人們習以爲常的思維習慣和行爲模式。
歷史不僅充滿了偶然性，還不存在一條所謂的必然道路。不僅歷史決定論幻想的現實和歷史關系，無法通過實證來證明，中國例外論還用中國歷史特殊性來搪塞一切比較、對照和反省，最終只為達到一個目的：告訴你現狀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
以賽亞·伯林最著名的言論之一就是諷刺那些認為每個問題都有唯一一個正確答案的天真想法。意識到這一點，就是思想解放的起點。更進一步的成長還會讓我們發現以賽亞·伯林另一個論點：價值和意義是多元的，即使它們互相沖突、互相矛盾，沒有任何一種價值或意義絕對高於其他。
開放的思想總是保持開放性，而封閉的思想反復強調絕對性。不要以為現在的中國人跑到自由世界就思想自由了，套在他們身上的牢籠還如影隨形，認知混亂與思想解放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情。
我們在網上看見這樣一句心靈雞湯：「當一杯牛奶打翻了，再倒一杯就好了。不要成為你過往的囚徒，那只是一堂課，不是無期徒刑。」
這句話雖然是心靈雞湯，但是舉重若輕地指出了歷史主義謬誤和歷史決定論所制造的社會心理障礙：一個人在過去一直失敗一直失敗，不等於未來也會一直失敗一直失敗。這個道理誰都懂，但是換成國家、民族和社會，怎麼人們就忽然憤世嫉俗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