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專門寫給社會活動家的理論和方法指導手冊，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權力與系統方法」（PSA）。
PSA這種方法結合了「系統思維」和「權力分析」兩大方法論支柱。系統思維指的是根據社會的復雜性和非線性變革的不確定性來靈活制定策略。權力分析指的是對可能影響社會變革的權力因素進行分析，包括權力在誰手中、如何賦權、如何鑑別盟友、如何激發主體的內在力量等等。
系統思維強調社會變革的系統性、復雜性、不確定性以及反饋和監測的及時性和應對策略上的靈活性。權力分析則關心由可見權力、隱蔽權力和不可見權力構成的復雜網絡如何給社會運動推動者提供識別社會變革的可能性。
這本書對中國的社會運動有什麼啟發呢？
可以說，這本書主要針對對象還是一般的具體的社會運動（雖然其田野考察和案例研究遍布全世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它抗拒（線性的）規劃和設計。但對於在極權國家推動以實現民主轉型為目標的大型社會運動來說，如完全不信任線性規劃和設計，就會遭遇組織和動員方面的巨大困難。
比如讓互相缺乏信任、高度社會原子化、生活在恐懼中、不敢站出來講話的群體朝著恢復社會聯結前進，就需要有策略地進行規劃和設計，目的是強化社會聯結和實現社會聯盟。
PSA顯然辦不到這一點：它無法確保如何在高度原子化的社會裡實現社會聯結，甚至也無法單純依靠社會活動家和自發組織的影響力來實現全社會范圍的互動和響應。尤其中國當前的情況是嚴重損壞了社會的中間聯結組織，禁止和取締了不受黨和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組織，禁止未經黨和政府授權的社會動員和社會自發組織。在這種情況下，你絕不可能指望社會活動家和零星的臨時組織來動員社會，因為這樣的人一抬頭就會被抓捕。
所以，雖然宏大敘事是跟我們這個時代背道而馳的，但是在這個難題面前，對社會運動道路的線性規劃和設計將是不可避免的：你需要依托靈活多變的動員形式，先樹立起運動形式和路線這個大方向，其次是培養海內外社會運動骨干和發展出向中國大陸延伸的地下組織或半地面組織，最後是依托傳播學規律實現反復社會動員，打通阻滯動員的各個環節。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才可能在遇到關鍵節點（critical junctures）或社會危機的情況下，發起能夠經受住鎮壓和社會壓力的強大動員。否則，你會看到一盤散沙的自發抗爭來得快、去得也快，幾乎無法對改變中國現狀產生任何實際效果，反而可能進一步造成時代幻滅，讓普通參與者因為再次挫敗陷入更深絕望。
對於中國這樣的極權國家來說，我們不僅要把恢復信心和建立信任當成頭等緊迫的大事來做，還要做一系列預備性工作來應對突發狀況。比如危機突然爆發，而一盤散沙的民眾即使想出來抗議，也不知道該聽誰的，因為這時各個影響力者都在自言自語，而社會又無法組織和動員起來，所有人只能像無頭蒼蠅一樣隨波逐流。但假如我們在突發事件以前就建立起一個多中心化、多陣營化和多媒體化的廣泛的社會聯盟（即使部分運動中心流亡在海外，也一樣可以發揮作用），中國大陸民眾就知道遵照社會聯盟的統一指揮來行動——比如在條件不利於我們的時候及時撤退，在條件有利的情況下堅持斗爭，在沒有遇到關鍵節點或者社會危機的情況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來恢復社會聯結等等。
鄧肯·格林（Duncan Green）確實給了我們許多碎片化的啟發，當然其方法論有值得借鑑的地方，還有建立信任、信心、信念和社會聯結的重要性，又如對漸變過程和突變節點的關注，以及有關社會結盟的討論。對我們來說尤其重要的啟發是，作者強調了在文化層面，運用不可見的權力（比如文化觀念、規范和信仰）來推動社會變革。這一點與我們先前在「新國家道路與中國民主轉型」系列節目中強調社會變革從社會文化層面突破原理上如出一轍。
但是問題在於：鄧肯·格林過於強調宗教信仰的意義，這在中國當前社會環境中還不切實際，雖然中國大陸同樣有著龐大的宗教群體值得我們努力爭取，但大多數人口仍然是不受宗教信仰鼓舞的。但原理上是沒有錯的，要宗教信仰讓位於透過文化媒介傳播的社會信念才更適合中國當前的社會現實。中國大陸民眾現在迫切需要的是信心和信念，而不止是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