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是而非的中國》系列三：爲什麽“聼床師”和“陰謀論”大行其道？

《似是而非的中國》系列：澄清關於中國的七個爭議（3）

• 中國人到底是不是信奉集體主義？

• 習近平政權到底是穩固還是脆弱？

• 爲什麽“聼床師”和“陰謀論”大行其道？

• 怎麽認識中國人的認知混亂？

• 中國到底是左翼政府還是右翼政府？

• 中國的政治禁忌究竟是什麽樣子？

• 改革開放是失敗了還是被人爲終結了？

“莎士比亞劇作到底是誰寫的”是西方陰謀論者經常樂此不疲的話題之一 | Photo illustration by Slate

近幾十年，中國社會似乎一直是政治謠言的風暴中心。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召開以前，海外中文社群媒體上就開始盛傳「習下李上」傳聞，其鼓吹者信誓旦旦，被網友戲稱爲「中南海聼床師」。與此同時，形形色色的陰謀論也在中國大陸甚囂塵上。

很少有人探討爲什麽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似乎問題無一例外都歸結爲中國的「不開放社會」。事實上即使「開放社會」也存在相似的情況。中國出現這類現象到底有什麽特別之處呢？

政治謠言透射出信任困境

1月25日，推特上傳出一名自稱北京某三甲醫院護士的網友，聲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301醫院」（全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查出罹患胰腺癌。

這種有關習近平健康的傳聞，近十幾年層出不窮。早在2012年9月，因習近平多日沒有露面，香港一家機構也傳出習近平在月初做了肝臟腫瘤摘除手術。到2022年5月，還有英國媒體有鼻子有眼地爆料稱，習近平在2021年做過腦動脈瘤手術。

政治謠言倒不一定都是假的。政治謠言最大的問題是難以證實，也可以説是不可證僞。廣義上來説，「聼床師」跟陰謀論都屬於政治謠言的一種。像上面提到有關國家領導人身體健康的流言，就是比較狹義的政治謠言。產生這種流言的原因，是因爲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健康問題是高級機密。你當然可以說這是體制不透明造成的。但是在流言製造者和傳播者懷有政治動機的情況下，政治謠言的傳播過程可能具有攻擊政治權威的意味。另一方面，政治謠言不一定是圍繞政治人物、含有政治用意的傳言，也可能是被上升到政治安全、或涉及到輿論維穩的流言。

2015年，美國加州大學美熹德分校政治係原助理教授黃海峰，模擬專制社會設計了兩組謠言和闢謠實驗。實驗結果是：謠言會削弱政府公信力，但是闢謠不見得就修復政府公信力。潦草、敷衍、沒有提供充實調查證據、缺乏充分説服力的闢謠，不但無助於打擊謠言，反而會進一步削弱政府公信力。這就形成越闢謠越加劇謠言傳播的社會效應。

2020年，美國波士頓大學新媒體專家郭蕾，采樣分析了中國大陸2016年流傳的主要謠言，發現中國政府闢謠反而助長了大約40%的虛假訊息傳播。

黃海峰說，在非民主社會裡，謠言是一種替代性的媒體形式，直接與官方訊息和主流媒體競爭，因此對官方權力構成反制力。謠言跟批評很接近，有時候就很像變相批評政府。

在批評政府受到限制的地方，謠言流行起來，將批評政府轉變成攻擊政府、削弱政府影響力，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政府不見得每回都出面闢謠。

2022年震驚一時的「鐵鏈女事件」和「唐山打人事件」，就多次湧現出各種傳言，中國政府一邊忙著闢謠，一邊頻推「權威發佈」。但不論是闢謠，還是「權威發佈」，都缺乏詳實的細節和證據，而且不允許獨立的公開調查，其取證過程也不透明，連當事人也被隔絕起來。更何況徐州官方在「鐵鏈女事件」中，曾先後至少四次改口。這樣的闢謠和「權威發佈」顯然沒有能夠説服公衆。

這兩起事件之所以上升到政治謠言的高度，是因爲「鐵鏈女事件」流言涉及到退伍軍人，「唐山打人事件」則牽連到公安局及警黑勾結等情況。中國政府顯然是用維穩手段鎮壓流言，使得相關流言永遠難以證實。

2023年夏，有關中國前外長秦剛失蹤的政治謠言又開始瘋傳。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還被多次公開問及秦剛去向。北京當局的做法，就跟在社會公共事件中的做法不同：既不主動出面闢謠，也不明確澄清有關疑問，甚至沒有給出什麽實質性答復。包括習近平身體健康傳聞，北京當局也是從不主動闢謠。每年北戴河會議傳聞，也不公開闢謠。顯然，北京當局並不是沒有意識到闢謠是有代價的。只要不到引起社會動蕩的地步，北京當局是不會主動闢謠的。這也從一個側面説明，北京主動闢謠是可能擔心出現社會動蕩。

研究者們也經常注意到，中國社會流傳的謠言也可能是真的。這種案例絕不少見。遠的比如2012年原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叛逃事件，近的比如去年中國外長秦剛失蹤案和防長李尚福失蹤案，都是在事發不久後通過「謠言」傳播開來的。中國政府至今沒有對秦剛和李尚福去向及失蹤原因進行説明。這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説明，這類政治謠言不見得就是坊間捏造，也可能是知情人士輾轉泄露出來的。泄露這種機密一定有政治用意，但是在不透明的政治體制中，其中政治用意實在難以分辨。

中國民衆對政府公信力存在一種矛盾心態。一方面是愛德曼政府信任度調查報告中，中國政府信任度常年位居世界榜首；另一方面是，在涉及具體社會公共事件、乃至切身利益時，對政府持有懷疑態度，而且這種態度還是經常變化的。比如2019年末，「武漢肺炎」爆發初期，最初泄密的八人被判定爲造謠，這一點並沒有引起公衆懷疑。但隨著肺炎擴散加劇，公衆開始紀念最初因造謠被訓誡的八人，以表達對政府隱瞞真相造成擴散的不滿情緒。雖然公衆相當長一段時間内仍然對「清零政策」正確性深信不疑，但是2022年底原本支持「清零政策」的民衆忽然走上街頭抗議封控，最終終結了「清零政策」。

學術界普遍認爲，中國民衆傾向於相信中央政策權威，但是隨著中央向地方層級遞減，民衆對政府的信任度也在遞減。但是在涉及到大量政治謠言、「聼床文學」和陰謀論的時候，中國民衆表現出來的態度與上面提到的矛盾心態是一致的。

2008年，香港浸會大學馬成龍（Ringo Ma）教授在研究SARS期間有關謠言時注意到，由於中國民衆特別重視「關係」，在重大社會危機期間，中國人往往特別依賴關係網路傳出的資訊。比如2019年末，李文亮醫生就是因爲在同行交流群裡發佈「非典型肺炎」警告，才按「造謠」論處的。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家楊安卓（Andrew Junker），在2016年一篇有關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傳言的研究論文中，也注意到類似情況：中國人對謠言的評估，往往取決於向其傳播該謠言的人，如果是朋友或家人，就顯得可信度更高。

馬成龍教授說，如果官方公信力真的很高，那就不會給謠言留下多少傳播空間。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可以認爲，中國人對政府權威的矛盾心態，確實基於某種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態度。這是透過人際關係網路傳播的謠言更受中國人信任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説，謠言傳播形式和途徑，確實透露出中國人對政府權威的矛盾心態，這種態度可能才是謠言傳播的溫床。客觀上講，從政治謠言源頭上找原因，要遠遠難於從謠言傳播環境中找原因。而且處在源頭上的謠言，不見得就精確實現其政治用意（甚至不見得有明確目的），反而傳播過程和接受過程更容易看出謠言爲什麽盛行。

「聼床師」爲什麽大行其道？

2022年，原鳳凰衛視記者、現香港浸會大學助理教授閭丘露薇，在《信報財經月刊》著文批評「聼床師」大行其道是因爲中國政治不透明，給民間大量遐想空間。但是這個解釋仍然過於籠統。

如果我們扒開「聼床文學」的謠言結構，可以清晰看見其中存在這樣一個特點：據某某獨家爆料内部訊息。這種固然是吸引人的噱頭，但是爲什麽吸引人？這是因爲接受者既相信報料人接近權力中樞，又相信其傳播的内容。接近權力中樞的「知情人士」，塑造出來一種與北京政府權威相顛倒的「影子權威」。由於這種「影子權威」是挑戰北京政府權威的，它恰好投合了接受者的期待心理：它講的話要麽是接受者有心理期待的，要麽就是接受者的主觀願望。

「聼床文學」接受者有什麽樣的心理期待和主觀願望？當然，對北京當局不滿、希望有人站出來力挽狂瀾改變時局是最主要原因。如果這種希望不能寄托在民主運動人士身上，就寄托在體制内造反身上。民衆幻想不費吹灰之力，改變社會現狀，減輕社會痛苦程度。期待李克強上臺代替習近平，似乎就是爲了緩解社會痛苦，即使就算真的發生了也不見得真的緩解社會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