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 自由是怎麽失去的？

公共領域與社會自由息息相關

微博網友回顧自己使用互聯網22年以來，中國互聯網生態大滑坡。這種現象是公共領域退場導致的。

許多人誤以為江澤民政府和胡錦濤政府相對開明才是當時存在有限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原因。這種觀念非常普遍，但不巧是記憶錯亂和一廂情願的誤會。

人們選擇性忽視了從江澤民到習近平時代，社會自由度是逐漸收緊的，並不是到習近平時代才突然來一個急剎車就開始大倒車。

對社會自由管控程度加深，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從打壓公共知識分子開始。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曾評選「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其中經濟學家茅於軾和吳敬璉、歷史學家秦暉、媒體人胡舒立、政治學家劉軍寧、藝術家陳丹青、法學家江平和賀衛方、社會學家鄭也夫等人上榜。此後幾年，中國民間也經常推出公共知識分子榜單，但是到2009年前後戛然而止。這些榜單大致可以涵蓋中國社會各種思想流派各自的意見領袖。

但是從2004年起，中共中央也開始有計劃地整頓公共知識分子，尤其是打壓和抹黑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除了取締自由派刊物之外，還開始限制媒體對相關打擊對象的報道和引述，限制和禁止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公開發表言論，後來升級到指使喉舌造謠、抹黑和攻擊自由派知識分子，權力機關還故意利用丑聞（比如嫖娼和抄襲）和公開電視認罪來將公共知識分子污名化。

公知污名化，在2013年以前就開始形成難以逆轉的趨勢，從那以後，並不是沒有公知發表言論了，而是劣幣逐良幣驅逐了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只剩下司馬南和胡錫進這種反自由派知識分子給當局搖旗助威。而中國政府要袒護的群體就算大肆造謠和發布野蠻言論，中國政府也睜只眼、閉只眼。中國政府顯然不想將自己的喉舌污名化。

事實上，不管是在法國，還是在美國，公共知識分子通常並不包括反自由、反民主的群體，但在2013年以後的中國只剩下這些群體在公共空間甚囂塵上。中國民眾反智就是跟這些人那裡學來的。

假如你以為江澤民時代自由，顯然你忘了鎮壓民運領袖和人權活動家對社會自由的危害，鎮壓法輪功還是中共建立維穩系統的直接動機，不然你以為呢？「610辦公室」確切地說是維穩系統前身，雖然中央維穩小組先於中央防范辦，但維穩系統就是基於「610辦公室」的運行模式來運行，後來在法輪功被鎮壓下去以後，「610辦公室」職能就逐漸被維穩系統取代。不少中國人喜歡看中共鎮壓法輪功取樂，但是對中共用鎮壓法輪功的同一套手段對自己維穩的時候叫苦不迭。群氓就是這樣：他們意識不到一部分群體失去自由也會意味著其他群體跟著失去自由。假如你樂於看中共用維穩手段鎮壓你不喜歡的對象，那你將來也一樣可能淪為鎮壓對象。這絕不是你不喜歡的群體該不該打擊的問題，而是鎮壓一部分人的自由必然導致其他人跟著失去自由的問題。